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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22 2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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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资料吧?清楚的标明了那段是我们的就无所谓了,看来我们影响力还是蛮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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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o6 Z }. \( b9 F- Y( T另外顺便帖段咱们同志自己的文字,谴责下现在教辅资料的趋利心理~' g* a+ R- s) O: J. D, h' q0 C2 w
. C$ c% O: f4 T& z$ I历史的真理——拟乔治·奥威尔 # R: \+ z" g*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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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urikhan$ f) G2 k" q$ k8 J'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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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姆斯特朗走出阿波罗十一号的舱口时,他停住了,把第一个登月的荣耀让给了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阿姆斯特朗的这一让促进了美苏两国伟大友谊的增进,正表现了“谦让”这种传统美德的无穷魅力。$ N3 g- U* D# ~, V# t9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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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某本高考作文材料选中读到上面这一段时,我总是下意识地认为高考材料选是不应该有错误的。毕竟,苏联人的N1火箭没能飞出大气层,加加林也没能第二次坐进太空舱。尽管编辑大人们深居于自己的编辑部中,一些可怜的历史常识还是应该有的。感谢这佛法衰微的末世,信息的发展已让一切都有据可查了。法布尔写了《昆虫记》,托尔斯泰曾离家出走,俄国人曾经占领过普利施蒂那机场,只要你保有“历史是不容涂改的”的论点,历史的绝对真实性就有了依托。即使在几十年前,出书者们在付梓前也要小心琢磨,很是担心行文中出现历史错误,以使谬种流传。很多书中的争议性事实都有着强有力的公信度,至少是一个让任何一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然而如今,前文所述的一切都失去了可能性。仅拿作文材料中最常见的“搬移顽石”来讲,迄今为止我已见过“林肯版”、“拿破仑·希尔版”、“杰斐逊版”、“罗斯福版”、“市井小孩版”等不下7个版本,每个版本行文结构故事内容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那位“坚持”而挖开看似巨大的磐石的小孩的名字。而他们会通过教辅读物的销量——而非客观的考据论证来决定谁是真理。1 I+ E2 n8 o' J7 I
. P5 |) I( z" L- Q6 C8 c这类事情无时无刻不再发生。在海量的谎言中,找出一个确定的事实犹如大海捞针。在一本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素材选中,我更是感到,完全真实而合理的高考材料绝不会现世,而关于编辑们所选进的“优秀材料”所进行的探究考证更是根本不存在。在这本书中,曾提及了法布尔著名的“松毛虫实验”,可这个材料的编者看来是忘了这位大昆虫学家、大散文家的名字,于是他写道:“……法国著名昆虫学家约翰·亨利……”又如一个讲隆美尔的失败,劝诫不要骄傲自大的例子:“隆美尔取得了胜利之后便骄傲自大,狂妄地将战线扩展到北非,拉长补给线,导致供应的困难;他还拒绝听从手下的意见,一意孤行,最终造成了自己战败身死。”故事切换到最新一期的《读者·高考作文素材》,在其中“舌存齿亡”的故事里,老子被从讲台上拉下来,给一个“殷商时期的著名学者”当乖学生,使人不得不赞叹道家长生不老的能力;“奥卡姆剃刀”的故事中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看来是归顺了波旁家族(注: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原文中为“德国国王路易”,尽管说那时候没有“德国”,神圣罗马帝国没有“国王”,皇帝也不姓“路易”)……再如普希金的爱情,希特勒的战略,各种敲钉子拔钉子的典故,什么苏轼司马迁,那些“生动形象的事例”,又有几个不是胡编乱造出来的呢?可以想见,如果这样的素材集充斥了市场,学生们对这一系列事实的认知会是什么样子。诚然,我们可以站出来,指出世上没有一个约翰·亨利,指出隆美尔的故事完全是扯淡,指出老子听完教训后还得坚持活600年才能写《道德经》,指出腓特烈·巴巴罗萨没有个姓路易的继承人。我们指出谬误,提出真理,却无人接受,原因正在于主流媒介在误导中的作用。人民日报出版社,《读者》杂志社,算是老大老有名气的地方,尚且犯这样的错误,教育出版社倘若告诉我们迈出人类的一大步的是个俄国人,我们又怎会怀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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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5 E) B/ q5 a8 p& Y* q这一系列一系列的低级事实错误的直接原因,便是考场学生的发挥和对阅卷老师知识贫瘠的坚定信仰。记得有一次区里统一阅作文,材料是弘一法师如何如何,我卖弄出错,把弘一法师写成了“李宗吾”,可阅卷方显然并未发现,或许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弘一法师是何许人也,李宗吾又是何许人也。于是,有一天作文写到“坚持”,却忘了谁去挖那石头;作文写到“善于改变思路”,却忘了做松毛虫实验的是何许人也;提到了隆美尔,提到了阿姆斯特朗,突然却发现这人物的故事与要表达的内容毫不沾边;只记得老子不记得庚桑楚;连神圣罗马帝国都不知道却要显摆一下自己所知道的那个皇帝。常言道“天下文章一大抄”,如是看来,还少了下半句:“天下论据一大编”。在这个层次上我们还可以理解,可以接受:考场应急嘛,应该说考生有头脑嘛,总不能为了想不起个典故就交白卷呀!可当高考作文走出应试的考场,作为“正确的”、“典型的”、“优秀的”论据传于学弟学妹们之时,忙着复制粘贴的编者们可曾想到,这一下子便把谬误的流毒传给了不知多少人?有多少人同样第一次发现阿姆斯特朗伟大的谦让真正地缓和了美苏的关系?有多少人在看完书后会把隆美尔想象成拿破仑、希特勒的混合体?是不是还会认为是我们“刚愎自用”的埃尔文先生作为第7装甲师师长“擅自”开辟了北非战场,还给德国“拖了后腿”?" H1 K+ n5 C9 A$ ^9 h
o1 n7 @8 i" A高考素材集是这方面问题暴露地比较集中的一类书目,中国小资界最大的文化标志《读者》也是穿帮故事的典型载体。《读者》中的故事一般比较避讳(外国的)历史事件,总喜欢以“感动”做催泪弹,比如上50岁的人的故事必牵扯文革,主人公必挨整,必然各种酸甜苦辣咸……可是一旦涉及到历史事件,那些故事便漏洞百出了。《读者》中曾经连续出现过多篇初中生水平的“二战故事”,其中一篇讲述难友深情的文章便认认真真地提及了:德国兵们在看管某些“芬兰俘虏”。如此看来,芬兰便该是斯大林的忠实盟友了。更为夸张的是另一篇“跨国生死恋”类传统胡椒面短篇小说,文章讲述了张某和老爷子在波兰犹太人开的银器店里打工,后来和老板千金如何如何的生死两隔类悲情剧。看过那小说的人便可以为其拟一个确凿的副标题:《奥斯维辛——越狱就是如此简单》:主人公先生不挖地道不钻下水管便穿越4道电网、无人带、机枪掩体、流动哨轻轻松松地钻出来,然后还能跟老爷子深情道别,哨兵发现已经有人越狱竟然毫无动作,整体来讲把奥斯维辛描写地像个漏勺,足可以把我们忠实的鲁道夫·霍斯先生气得从棺材里蹦出来。此类文章数不胜数,可谓流毒甚广。比如当年那篇介绍“只差个小数点”的科马洛夫先生的奇文《悲壮的两小时》,从头到脚的错误数量接近《现代启示录》,可只因“文质上乘,寓意深远”而被《读者》登载,随后又进入了小学课本并在其中留存十年!更不要说这样的典型事例被诸多学生在作文中引用,被添油加醋之后又登上无数“素材集”……回想自己的小学、初中生活,这样的文章又有多少?学生们又接受到了多少错误的信息?我们又把多少信息“反刍”后又交给了编辑们?一身冷汗,原来自己被人吃了,却还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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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U4 x) T! e# p' i# k, T记得高二有一次政治试讲,来的是一个外地的特级教师,笑吟吟的,看起来便和善。问题到了“真理是有条件的”这一部分,这位笑口常开的老师便进行了设问:“同学们,地球上有万有引力是不是个真理?”3 k- A6 k# H; e& E3 B, S* n,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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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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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 s6 k$ j8 r# d1 f* ~9 S“那这个真理是普遍使用的吗?换句话说,是在一切地方都是用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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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沉默,交换眼色许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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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怎么是呢?同学们,你们的物理老师没讲过吗?在地球外面是没有万有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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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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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就是这样呀,不信你们回去问问你们的物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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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9 v3 r8 k: D. T. o不用回去问了,我们的物理老师正在旁边乐呢。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可以确认,教惯了文科班的老师恐怕是不用顾忌自己有关理科的论据是否合理的。这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正如如今书中的谬误一样,这显示出了中国人惯有的一种“乏证”风气,即抛出论点,却无力论证,或者论据本身都无法自圆其说。诸如哲学篇目,西方古、近、现代哲学都是建立在完善的、理性的推理论证基础之上,而我国呢?则只会谈“是什么”,而不谈“为什么”。大道无形,大音希声,如此看来,可真是“画人难画鬼易”了。乏证,才是这一系列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源头。这种“乏证”之风从“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鳌,非蛇鳝之穴而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开始,跨过明清可贵的一小段考据学时代,再跨过被鲁迅批得一无是处的顾颉刚的尸体,直达现在的“约翰·亨利”、“太空礼让”,无疑是从一个高潮到达了又一个高潮。对于一个对这些问题毫无原本见解和概念的人来说,他不再能够从他所能接触到的书目中找出一个因为其绝对真实性而能为自己所接受的答案:对每个问题你都会得到一大堆完全矛盾的答案,而其中被采纳的哪一个则是你在书店选择而非客观论证出的结果。历史是编辑写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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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对出版物整肃的唯一诉求便是:倘若一切没有营养的垃圾都被清除了,我们便能较从前获得更少的谎言。希望是有的,所以,坚信真理是唯物的、是可认知的、是无法主观改造的的严谨的、自由的思想便能留存下来。但我并不羡慕未来的编辑们的工作。面对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说即使希特勒都被用作“孤胆英雄”的事例了,也不算是个奇特的现象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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