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左翼地下活动小史（1940--1990）

作者：阿·金泽尔；瓦·拉古金科
赤军译（略有删节）

一般说来，历史学从来都比其他社会学科更露骨地服务于同时代的political。但20世纪的伪造历史现象，却是史无前例的，伪造历史从手工作坊变成了流水线作业，也算工业世纪的一个“成就”。苏俄的政治历史，尤其是共产主义反对运动的历史，充满了类似的伪造现象，被重重神话包围着。 从30年代到80年代，苏联官方历史学界对此的态度是极其空洞片面的。在官派史学家的笔下，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是一部“党中央”领导下的“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建设史”；而任何共产主义反对派都等于"奸细"或干脆是些小丑。在所谓改革开放时期，那些习惯于跟着中央号令走的主流苏联史学家（比如尤·叶米利扬诺夫）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小心地为部分苏俄早期领袖（比如党内右翼领袖布哈林）恢复名誉。

至今为止，对苏联时代左翼地下运动史的发掘整理仍极不完备；在这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已故历史学家瓦·拉戈文同志的七卷著作《另一条道路是否可能？》。不过，和许多海外左翼学者一样，拉戈文同志坚信大清洗彻底砍断了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之根，而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尽管外在环境极其严酷，共产主义政治文化某种程度上还是保留下来了，80年代末苏联社会浮出水面的左翼运动不是某种外在催化的结果，而来自地层深处。

[b]左翼青年组织的出现
[/b]
30年代末，托洛茨基就察觉到新一代左翼反对派的组织构成已发生变化；他们主要由青年工人和学生组成，并不了解第四国际的观点，而是凭借自己的思考走到了斯大林修正主义的对立面。当然，这些人完全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还要依靠集中营内与老托派的接触和学习。许多西方左翼史学家指出，自40年代初以后苏联就不再报道关于新托派分子的审判消息了，什么原因呢？斗争真的停止了吗？苏联真的变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沙漠了么？现在我们知道真相完全相反，40年代后的苏联并非一片死寂，一个个共产主义小组不断产生和活动，只是他们的身影和呼喊完全被当局厚重的铁手压制和窒息了。

1930-1932年间，当老一代左翼反对派领袖向当局屈服以后，新战士群体很快出现；当时他们还有机会与外界保持联络，国外出版的《反对派日志》对此有较多报道。尽管1935年以后托洛茨基（和其他左翼反对派领袖）的所有著作从图书馆中被清除掉了，但30年代的苏联现实——刺眼的贫困、特权、飞扬跋扈的新官僚阶层，所有这一切都迫使许多青年从政治上寻求答案。马恩列著作的广泛传播更加刺激了青年的觉醒：为什么书上写的和现实如此不同？！开始出现一个个学习和宣传马列小组，随后是照例的逮捕、审判、流放，但随后又出现了新的地下小组。

在三、四十年代，官僚集团的“社会主义建设”一面无情压榨工人和农民，一面慷慨厚待职业官员群体和知识界精英，工人的反应可想而知。整个三十年代，罢工运动一直没有停止。1933年8月，政治保卫局（格柏乌）向政治局报告上半年仅在乌克兰就破获了7个地下工人小组，这些小组“指挥和策划了系列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至少有1028 人；为了平息这些工人骚乱，格柏乌的内卫部队（类似中国的武装警察部队--译者注）共出动了13次之多。

1937年的大清洗吞噬了许多独立思考的优秀青年，而阶级敌人则对苏联和苏共的“去布尔什维主义化”欢欣鼓舞。1940年8月16日，戈培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布尔什维主义正在抛弃一切还称得上布尔什维主义的东西”。但斗争没有停止。1941年6月，在西伯利亚西部个别幸存的托派领导了步兵营暴动（他们的命运至今成谜），同年秋伊万诺夫茨克发生工人罢工，1943年萨拉托夫市出现“青年革命组织”，无government主义者奥·采伯利组织和领导了一支反法西斯游击队，以上是我们已知的二战期间苏联政治生活左翼运动的一部分。

[b]战后初期的活动
[/b]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苏联官僚最腐恶无能的一面暴露出来--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成千上万的战士前仆后继地牺牲，而他们的“最高防务领导”日丹诺夫兴致勃勃地躲在地下指挥所打网球；千百万人在半饥半饱中做工，而政治局委员们却为水果的新鲜程度大发雷霆。战争的结束没有给苏联人民带来他们渴望的美好生活，而许多人已忍耐和牺牲了太多和太久。40年代后期，苏联全境的地下马列小组如野火般蔓延开来，较为出名的有南方城市瓦洛尼什的“共产主义青年党”，这主要因为它的成员中包括后来的著名诗人阿·瑞古林（回忆录《黑石》的作者 ）1。其他的小组就没那么走运了，从苏联官方材料中的只言片语里，我们知道当时还存在过“列宁纲领派”、“列宁反对派”和“工人反对派”等“穷凶极恶的反苏地下团伙”，但详细情况至今被锁在档案库中（与中国大陆自由派的宣传相反，苏联解体后，多数国家档案并未对公众开放，有权借阅的仅限于少数学者，公布材料则需要government的许可--译者注）。40年代末“列宁的事业”小组曾活跃一时，它的主要成员后来在集中营参加过1953——1954年的犯人大起义。

50年代初，苏联和苏共被一片爱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歇斯底里笼罩着，但新的共产主义小组没有停止活动。1950年9月至1951年1月，在莫斯科成立了“为革命事业斗争同盟”。同盟核心人物是18岁莫斯科大学生巴·斯卢茨基。从1950年夏天开始，他和梁赞老家的中学同学以文学兴趣小组为掩护，从事政治学习和宣传。同盟成员苏珊娜·皮丘洛回忆说，斯卢茨基认为必须与“这个制度进行斗争，它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新的贵族统治，波拿巴独裁的变种。党和国家被那些领袖篡夺了，而理解这一切却不起来斗争，等于是篡权分子的同谋”。同年秋天，四名骨干正式建立同盟筹委会，斯卢茨基还草拟了组织纲领，在纲领中他认为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国家资本主义”，对外政策是“帝国主义”，政治统治模式是“热月政变分子对人民的波拿巴主义独裁”。他的同志玛·扎列夫回忆说“现在想来，对他（指斯卢茨基--赤军注）的理论立场影响最大的是托洛茨基，所有这些名词，比如波拿巴主义啦，官僚层热月政变啦，都是从那来的”“他的崇拜对象是列宁和托洛茨基”2。

同盟的确切人数不详，在秘密庭审的起诉书中提到了十六个人；他们设法弄到一部老式油印机，印刷和散发了约三百份传单。有趣的是，在短暂的活动阶段小组还发生了一次分裂，起因却很严肃：对个人恐怖的态度之争；部分成员认为必须铲除斯大林，斯卢茨基表示反对。

1951年初，同盟的全部成员被捕，原来国安机关一直在监视小组的活动，他们聚会的房间被窃听，而在被捕前夕，每个主要骨干都被数名特工不停跟踪。1953年2月14日，斯卢茨基、福尔曼、古列维奇三人被判死刑。苏珊娜·皮丘洛和另外九个人被判二十五年徒刑，另三人被判十年徒刑。1956年，随着新任苏共领导层“宽松”政策的出台，同盟的幸存者从监狱和流放地被释放。

斯大林死后，苏联白色恐怖有所放松，这既给左翼地下活动提供了新的机会，也为不少左派动摇分子向西方资产阶级靠拢创造了条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卢基扬年科（1961年“工农党”的创建者）和格里戈连科（1963年“列宁主义复兴同盟”的领袖）都曾是左翼地下运动的活跃人物；当他们面对西方“自由世界”表示忏悔后，逃兵们得到了荣誉、地位和物质奖赏。而那些没有忏悔、也没有得到荣誉和奖赏的人，默默继续着自己在黑暗中的斗争。

1956--1957年间，是新一轮地下共产主义运动的活跃高峰期。涌现了一大批小组，但他们同样很快被粉碎了。由于和国际共运的长期隔膜，这些小组都带有一定的理论摇摆和退化，主要表现为他们对「南斯拉夫模式」的片面欣赏。除了组织以外，还存在不少创作和传播传单和小册子的单干户。

[b]1962年新切尔卡茨克工人罢工和起义
[/b]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后苏联工人斗争中，领导者往往是那些与老一代托派有联系的新生代马列主义者。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活动家，当属1962年6月1-3日新切尔卡茨克工人罢工和起义的积极分子帕·西乌达。他是著名工人布尔什维克帕·西乌达的儿子，30年代中期，老西乌达被枪决，儿子和妻子在劳动营度过多年时光，与营内的托派朝夕相处。战后小西乌达当了工人，并成为一场工人罢工和起义的参加者。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西乌达详细描述了事件的起因和经过。

1962年苏联普通人的工资水平出现全国性的滑坡，这与赫鲁晓夫当局的系列经济错误有直接关系。5月末，1万4千人的新切尔卡茨克电力机车制造厂铸造车间贴出告示，宣布今后车间工人的工资将“有所调整”。工人们并未表现得很激动，从2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已承受了许多压迫、恐吓与欺骗，再多一次又怎样？习惯啦！中央的官员们显然也是这样考虑的。

但第二天（6月1日）全城市民都发现牛奶、肉和鸡蛋的价格上涨了25%，再加上多少年无法改善的食品短缺现象，再加上斯大林时代就出现和存在至今的工人住宅极度紧张问题，看着这一切，许多职工脑袋里的某根神经明显发生了“过热”。不过，形势彻底爆炸还要“归功”于厂长（苏共州委成员）：当他在车间里听到大伙的怨言时，便轻松地回答说“没有香肠吃可以吃奶酪馅饼嘛”（堪称“何不食肉糜”的苏联干部版）3。在场的金属工人再也忍耐不住，立即抛下手中工作，并拉响工厂汽笛；全厂工人们冲出厂门，罢工和集会开始了。在集会上，有人提出堵铁路，以便把罢工消息带到北高加索铁路的沿线各地（新市是北高加索铁路枢纽站），群众表示赞成；在被堵的铁路线上，挂出了带有经济要求的口号--“我们要牛奶！我们要香肠！”“我们要房子！”，在被堵住的火车上，有人写下标语“拿赫鲁晓夫做香肠！”4。

一群厂领导急忙出现，试图向群众“发表讲话”，但立即被痛打，不得不逃跑；稍后，州委第一书记巴索夫再次试图于厂行政楼阳台上向群众发表讲话，但也被雨点般石块打没了影；市公安局迅速派人赶到现场，但当人群向警察走去时，公安干警闪电般跳上车“转移阵地”去了。当晚，出现了第一批徒手进城的部队。

在当晚举行的群众集会上，“有人提出派代表去邻近城市发动工人，有人提出占领电报局，把罢工消息发送到全国各地”5；帕·西乌达在集会上发言指出夺取政权可能会立即导致对波兹南事件（波兰）和匈牙利起义的血腥镇压在国内重演，所以“最好坚持罢工，加强组织性、坚定性和忍耐力”6；作为下一步的具体行动，他号召“全体工人制定出具体要求的清单，并于明天进行全城大游行，把要求向市当局提出”。

当天夜里，工厂宿舍区一片骚动，根本没人睡觉；街上是通宵集会，家家都在讨论，有些工人把赫鲁晓夫标准像一卷卷烧掉。government有关部门也没闲着：当时天气极热，有人把几辆满载瓶装橘汁的卡车停在集会现场附近，然后“司机不见了”；有关部门在暗处摆好摄像器材，等着看工人打砸抢。让特工们困惑的是，整整一夜，工人们连一瓶汽水也没拿7。

6月2日清晨，工厂已被全副武装的内卫（即武警）部队占领，但工人们还是按期举行了集会。集会群众通过了“发动市内其他企业、举行游行”的决议。“数千人的游行队伍从厂区走向市中心，道路很长。一些工人和家属前去其他工厂，号召他们支持罢工。很快，建筑工人、石油机械制造厂工人和其他较小企业的职工都跑来参加游行。队伍中出现了红旗、列宁像，群众唱着十月革命前的战斗歌曲。大家都非常激动，被一种信念和力量冲击着。……当我们走到铁路桥头时，大家看到桥梁已被坦克和武装士兵封锁了。队伍停下了，沉默了。然后，我们一步步地走向桥头，反复高喊着'给工人阶级让路！'、'给工人阶级让路！'、'给工人阶级让路！'，坦克和士兵没有开火，巨大的人流飞快地穿过警戒线，走向桥中心，我们更加激动了。更加雄壮的革命歌曲回荡在我们和城市的上空”8。

游行队伍到达市委大楼以后，也碰到了成群武装士兵。当人们得知公安已秘密逮捕了一批“闹事分子”后，就立即跑到市公安局试图解救被抓工人；群众情绪已白热化，开始冲击公安局大门，当人们逐渐涌入大楼内部的时侯，枪终于响了。先是短促的一梭子，然后便响成一片；“人群向后急步退去，只看见一个小伙子被人们高举着快跑，那人的白衬衫上大块的血水不断渗出”9。与此同时市委大楼附近也开了枪。被害人遗体始终没有交还家属，死伤数字也被列为机密，当时苏共内部传达文件公布的数字是22人死亡，39人受伤。大逮捕开始了。一共7人被枪毙，包括西乌达在内至少105人被判刑。6月5日，《真理报》戏剧性地刊登了“新切尔卡茨克电力机车制造厂工人来信”，“信”中以“我们工人集体”名义表示“完全拥护党中央加强农业建设的政策”（即食品全面涨价政策--译者注），并发誓“以饱满的斗志为农业机械领域生产更多更好的配件”。这封所谓的工人来信，为镇压写下了最后一笔。

新切尔卡茨克起义，是工人阶级对苏联官僚多年高压政策进行的本能反击；这之前和之后都发生过不少小规模的工人骚乱，但新切尔卡茨克事件的影响最大。监狱和劳改营的经历没有让西乌达改变信仰，1990年被暗杀前夕，他曾作过一次总结性发言，他指出“……在20年代初，革命的方向逆转了，没有继续前进。我们今天的努力目标不应该是什么'新经济政策时期'，更断断不能回到沙俄时代，而是要争取社会对国家的全面控制，就像十月革命初期那样。人民群众要争取把对国家的控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设法让国家机关逐步消亡……”10

[b]六、七十年代的左翼地下运动
[/b]
在60年代的列宁格勒产生了“公社人同盟”，它的非法出版活动持续了很长时期，出版物包括《警钟》杂志和名为《从官僚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书籍。1968年5月风暴给苏联青年知识分子以相当冲击，仅在列宁格勒就出现了多个组织；70年代初，梁赞、萨拉托夫和斯维尔德洛夫茨克也有地下组织出现。明斯克小组的发起人克立维茨基曾回忆道：“对当时许多苏联青年来说，1968年5月的巴黎事件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不可能是我们的理想目标；布拉格之春和苏联镇压也让我们对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感到幻灭。我和我的朋友们开始探讨第三条道路”11。在这种探讨中，克立维茨基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和“人民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而革命后建立起的国家带有“非资本主义”特点，但随后出现的官僚篡权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出现和巩固，这个模式没有长久生命力，未来属于“人民社会主义”。

七十年代末，列宁格勒还出现过“革命共产党”等小组，他们的一些骨干至今仍是俄国左翼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莫斯科大学学生中出现了“左转弯”小组。

[b]“防卫”号军舰的起义
[/b]
七十年代以及整个战后苏联社会主义地下运动最激动人心的一页，莫过于「防卫」号军舰的起义。整个事件被苏联最高当局严格封锁，以至连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也长期以为水兵们想逃往西方。实际情况完全相反。起义的灵魂人物--军舰政委瓦·萨柏林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计划是以起义的方式在苏联引发一场政治革命，推翻斯大林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在秘密军事法庭的供词中，萨柏林说他希望以此“点燃光荣的列宁格勒，因为这座城市具有长久的革命传统。'波将姆金'号军舰起义是1905年革命的顶点，'阿芙乐尔'号军舰打响了十月革命的第一声炮响”。萨柏林以为他的行动可能掀起新的起义，并“最终解决俄国革命没有完成的那些任务”。他的准备工作是从水兵政治课开始的，在课堂上萨柏林有计划地向水兵们讲述了工人、士兵和农民如何组织起来与官僚、资本家和地主斗争并最终进行十月革命的历史进程；他着重阐述了列宁主义关于工兵农苏维埃民主的思想。结果立竿见影：往常在类似课堂上发蔫打瞌睡的水兵对新内容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高，我们始终非常信任他”，“防卫”号水兵维·巴拉代依回忆说。萨柏林与下属的关系非常亲密，他的政治课内容则引起了上级的不满和警觉。

1976年10月8日，“防卫”号舰长普托宁被萨柏林的同志们关进底舱，萨柏林召集了水兵和军官，给大家放映了著名的苏联电影“波将姆金号起义”，并解释了自己的起义计划：开向列宁格勒，向全市人民和全国播发无线电声明，号召人民起来推翻苏共政治局的特权统治。军官们有一半（八人）表示反对，另一半表示赞成；水兵们则完全支持起义。许多年后，我们可能会觉得这场“起义”简直是发疯，但萨柏林绝非疯子；他的计划建筑在对现实的清醒估计上：对统治阶层的集体性不满随处可见，水兵乃至部分军官的反应并非偶然，而是当时苏联人民政治心理的缩影。萨柏林是行动的人而非空谈家，他看到了群众的政治要求并试图以起义为契机、发动列宁格勒的工人阶级进一步扩大革命行动的范围。

起义最后被镇压了，萨柏林被枪决，水兵和军官们被处以刑期不等的徒刑。但左派的直接行动没有因此中止，几年后，亚姆什科夫小组甚至曾计划占领苏联中央电视台。

[b]七、八十年代的苏联工人罢工运动
[/b]
晚期苏联是个表面富足祥和、内里焦虑不安的社会。由于缺少起码的政治自由，工人运动主要以罢工和地下小组的形式存在。因为食品短缺问题的恶化，1980年5月9日高尔基汽车制造厂工人举行罢工，四名为首者被捕。1980年初明斯克无线电厂工人罢工以抗议工资下降，三人因此被捕。1980年3月，因为工资拖欠，明斯克拖拉机厂的两个车间罢工，为首工人全部被捕。

1980年10月，在一份名为《职工工资与劳动环境领域的不规范所引起的个别消极现象》的绝密文件中，苏共中央书记处承认存在着“厂领导与职工之间的误会和冲突，以及因此产生的停工和其他不健康行为”，“绝大多数（罢工）的起因是（管理干部）破坏有关规定，变更工资水平和不定时发放工资和奖金，恶劣的劳动环境，以及（干部）对人民群众的申诉抱有轻率态度”12。据文件透露，在1980年，乌拉尔地区下伊塞特冶金厂57个工人因为奖金问题罢工（8月）；立陶宛的阿立图斯棉纺厂116个工人两次罢工，反对工资下降（9月）；发生罢工的还有奥尔忠尼启则联合制造企业、南乌拉尔机车制造托拉斯下属企业156号建筑修理队等等。罢工区域包括乌克兰、南方省份、高加索、中亚（阿什哈巴德）、爱沙尼亚；发生罢工的企业既有重工业，也有轻工业；尽管罢工的绝对人数并不很多，“1979年统计的拒绝工作事件约三百起，参加者共九千人”，但让官僚们恐慌的是，罢工规模有上升趋势：“有时罢工不限于一班工人，而是蔓延到下一组上班工人，1980年10月15日北方制镍厂就出现了类似现象，在三天内120个工人连续罢工”13。官员们除了照例打打“提高警惕、增强教育、严格生产纪律”的官腔，也被迫再三申明“需要特别注意避免工业领域内延长工时和周日加班的决定”14。

[b]“马克思主义工人组”[/b]

七十年代末，工业中心古比雪夫市出现了名为“马克思主义工人组”的组织，它的核心是石油工程师阿·拉兹拉茨基。拉兹拉茨基秘密撰写和出版了一系列小册子，他认为苏联社会是“封建农奴制社会”，提出“打倒农奴专制！要无产阶级专政！”15的口号。他的亲密战友是金属工人伊萨也夫，后者于所在的铸造车间领导了数次成功的经济罢工，罢工时间从两三个小时到最长的48小时不等，主要要求是向工人定期提供特制工作服、充足的清凉饮料等等16。小组坚持了5年的地下活动；1981年12月13日波兰当局宣布军管，开始镇压团结工会，12月15号启动全苏大搜捕，一切工人地下活动被彻底扫荡。共有15个人因“马克思主义工人组”一案被抓。伊萨也夫被特种精神病专家们“观察”了一个月，拉兹拉茨基被“观察”了两个月；他们还算幸运，由于认识的人太多，由于拉兹拉茨基作为石油专家的名气极大，国安部门没有（像对付单个异端分子那样）让他们变成半疯。

很快，伊萨也夫被秘密判处10年劳改和流放，拉兹拉茨基被判12年劳改和流放；坐了六年牢之后，他们于80年代后期提前出狱。1989年拉兹拉茨基去世；直到今天，伊萨也夫仍以“无产阶级专政党”的名义在古比雪夫（今名萨马拉）坚持活动。

在长久的官僚专断时代，成百上千的地下左翼活动家们来了又去了，一个个组织产生和消亡了，多数人的最终命运至今不为世人所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都是勇敢和忠于信念的人，在与那个似乎是千年王朝的苏联官僚专制机器的搏斗中，他们确乎履行了马克思的口号：“就算生命因此死去，也决不让死亡继续活着！”

下篇

1992年资本主义复辟后，许多苏联时代的自由派和民族主义不同政见者掌握了主流政治资源，他们坚决否认或极力贬低苏联左翼地下运动的历史事实。2004年，原秘密小组“革命共产党”（70年代末列宁格勒大学生组成）骨干阿·达拉索夫写道：“今天，60年代的老民运非常希望人们以为除了民运，不存在其他的地下运动，但我们苏联地下左派的存在是客观事实”；达拉索夫回忆说“左右派地下运动的分歧当时就是不可弥合的，我们当时就势不两立”“我们很清楚民运的头头们做了些什么，并蔑视他们”“我们没什么可夸耀的，没能推翻苏共的统治，没能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我们也没像民运那样，打着'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旗号，与党官僚调情，按照国外资产阶级的规则跳舞……我们认为与这些比起来，监狱和流放远非最糟糕的”17。

“革命共产党”的遭遇相当典型，它的骨干杜汉诺夫在“特种精神病院”得了精神分裂症，再也没能恢复正常；成员娜塔莎·玛格娜特在监狱里得了肠癌，英年早逝。万幸的是，一名同志和苏共政治局某成员之间有亲属关系，才救了部分人的命，没有全部疯掉。达拉索夫的记述，给我们提供了后苏左翼政治生活精神底蕴的某些脉络，因为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democratic极大地冲淡了地下运动的政治影响，使得它的精神遗产仅在某些边缘化的左翼圈子里还隐约可见。但正因如此，不了解地下左派，就难以完全理解改革后左翼阵营的发展史。

1987年，苏联当局停止对政治异己的刑事迫害，并释放大部分思想犯；左翼运动走向地上，首先领一时之风骚的，是社会民主主义。

[b]社会民主主义的兴亡
[/b]
八十年代后期，苏联知识青年的政治圈中一度没有什么比“瑞典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更时髦的名词。自认左翼的青年们成立了“社会主义俱乐部联合会”（1987年8月）；1988年1月莫斯科大会召开，同时各地举行了积极分子碰头会；1988年5月联合会事实上组党，舒宾等人撰写了党纲。1988年5月28日，联合会与自由派共同举行了千人集会；6月18日的新集会被警察驱散。伴随这一切，内部分裂也飞快进行着。6月底它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包括“格瓦拉小组”“社会主义创意”“抉择”“少年公社人”等十多个组织，他们认同革命马克思主义道统；少数派则明确了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18。

社民派青年当时的典型代表，是风云一时的鲁缅尼采夫。联合会分裂后，小鲁立即与部分志同道合者开展了竞选人大代表活动；但1989年秋天他已和自由派走近，积极帮助后者建立选举联盟“选举-90”；1990年初，他进入自由派大党“民主俄罗斯”侯选名单，并于同年3月当选俄罗斯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人大代表，任人大“大众传媒委员会”副主席，初尝权力滋味。1991年，他被任命为新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成为全俄最高苏维埃（即国会--译者注）内部实权人物；后来，在1993年国会与government的对立危机期间，他也发挥了相当作用。鲁先生的宦海奇航，是九十年代初苏联社民派运动的一个缩影和象征；它从主张市场社会主义开始，以全面公开地拥护资本主义告终，从要求“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到简单地要求“民主”（“民主只有一种！”），社民派受到上层精英小圈子的闪电式招安，并以此自豪和自得。甚至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以前，社民派的动员能量就已衰竭，丧失了一度拥有的群众性。这以后，曾有过多次复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尝试，但都失败了。

[b]无government主义
[/b]
1961年，奥西泊夫为首的无government工团小组被国安部门破获，该组织企图暗杀赫鲁晓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70年代的斯科波夫小组自称站在无government主义-共产主义立场上，也被很快破获19。改革开放以后，无government主义走上前台。1990年，苏联天王级摇滚歌手维克多·崔（苏联朝鲜族）发起成立全苏无government工团联合会（崔很快意外去世）；部分无government主义者进入苏联全国总工会，成为工会官员；部分无government主义者与西方环保运动取得联系，从事绿色运动。总的来说，俄国无government主义者较为温和，也没有在工运和其他激进社会抗议中有任何突出表现。

著名无government主义作者阿·茨维特科夫的演变历程很有代表性，他先是积极参与街头政治，但几年后最终落户主流时尚杂志“Ом”编辑部，以所谓“无法革命，还可以颠覆”的诡辩来自欺自慰。那些不肯折腰的无government主义者多半都与托派或激进斯大林分子合作，已相当偏离自己的理论立场。

[b]毛泽东主义
[/b]

毛主义是随着文革进入苏联的。70年代，在乌克兰存在过毛派地下小组；80年代，下新城的学生中存在过毛派小组，他们几乎都是被“造反有理”等口号所吸引的；就自己的组织构成来说，他们是些对晚期苏联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极度不满的愤怒青年。不过，8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没有给毛主义带来什么动力，它的影响只是在90年代后期才略有扩展。

[b]一个幽灵在苏联徘徊，托洛茨基的幽灵
[/b]
改革前夕来到地下左派的工运人士伊赫洛夫回忆说，“80年代初出现的地下工人组织有个特点，要么以'正统斯大林主义'自居，要么带有强烈反斯大林主义同时强烈反资产阶级的性格，这与亲西方持不同政见运动有很大差别”20。所谓的斯大林正统派，以阿·考玛科夫的《斗争》报为代表。考玛科夫是1962年莫斯科“无产阶级共产党”成员，长期坚持活动，该组织谴责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斯大林是剥削阶级的总代表，但同时又对斯大林表示某种“尊敬”；另一方面它提出“工人主义”的口号，反对“知识分子霸权”。而所谓反斯大林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代表，是苏共古比雪夫州委干部尼基申娜；她在80年代初就形成了完整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认为斯大林及整个苏共上层实施的是大资产阶级法西斯独裁统治。

1983年，在乌拉尔地区成立了跨州地下组织“工人”（不同地区有过不同称呼），它的人员结构因地而异，有的地方以大企业工人为主，有的地方以工厂里的年轻工程师为主。说起工程师，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苏联左翼中的知识分子以理工科为主（“与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产生绝对矛盾的社会政治（军队和企业）现实，引发了部分普通理工知识分子的政治兴趣”）21。文史类知识界对托派观点如果也产生过一点兴趣，也很快就抛弃了这种“无法形容的马列教条”。60年代的索尔仁尼琴曾与两个托派地下分子接触过，但坦率地告诉后者自己已放弃社会主义立场，并建议他们去找罗·麦德维杰夫，据他所知麦氏正在“埋头精读当年的反对派日志”。但麦德维杰夫最终发现自己更喜欢布哈林等右翼领袖的立场，其实这也是苏联上层左翼文化人的共同特点。

回到“工人”上来，它的政治立场相当鲜明：“苏维埃政权早就不存在了，因为既不存在底层监督的可能性，工人也没有随时招回苏维埃代表的权力，更不存在在工资上干部与工人的平等”“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特征是生产资料国有化加上工人政权，但现实生活中是党和国家干部在对工人行使绝对权力，而非相反”22；“工人”提出它的“任务是推翻苏共集权government，重新建立苏维埃政权”23。事隔二十年，当时的一些参加者认为“应该承认这是个托派组织，并且我们是自发地提出上述托派主张的，没有接触到任何（托洛茨基的）著作”24，而它的少数工人成员至今仍是俄国托派运动的积极分子。

俄国当代左翼工运活动者瓦·拉古金科认为，“天生天养”是苏联战后地下托派分子的一般规律，但也有例外；乌克兰当代工运活动家阿·杜勃洛夫茨基在年轻时偶然接触过“漏网老托派”，从此深受影响；乌拉尔地区的某工人小组领导人切雷硕夫则受父亲（内战时期红军下级指挥员、20年代左翼反对派成员，被终身流放）的影响，而成为托派。七十年代初，老切雷硕夫曾拜访贵为苏共高干的亲哥哥，在私下交谈中“父亲痛斥自己的哥哥出卖了工人阶级，早就把十月（革命）扔到下水道里去了”，而后者“痛哭流涕，只重复着 '我有啥办法' '列宁主义者都给上头杀光了，可我也没辙呀' '我们对不起列宁同志，我们该死'”，小切雷硕夫回忆道25。

整个七十年代切雷硕夫父子曾“拼命寻找关于托洛茨基著作的任何蛛丝马迹”26，但毫无结果。在反托防托这一点上，苏联政治文化出版界被封锁得像罐头一样严密；1985年前的苏联人可以买到自由主义或古典社会主义著作，可以买到外文版的当代资产阶级政治家作品，在半开放的内部图书馆可借到持不同政见作家的部分作品（比如《古拉格群岛》或《无用系》）甚至法西斯著作（比如《我的奋斗》），但托洛茨基是例外。甚至苏共中央党校里专门吃批托饭的教授们也无权（！）阅读他的作品，职业写手们只能参考旧的批托书刊，然后定期撰写新著。

[b]合法化以后[/b]

1989-1990年间，“工人斗争”（列宁格勒），“工人民主”“社会主义工人同盟”（莫斯科）等托派小组开始合法活动；“工人民主”的前身，是“共产主义幽灵”小组；在同名报纸（《共产主义幽灵》）第6期，“老地下党”勒·木赫梅杰亚洛夫对“至今没有成立第四国际的苏联分支”表示焦急，他觉得成立支部“一方面可以把1927年左翼反对派的精神遗产正式发扬起来，同时可以得到第四国际的帮助”27。当时，俄国托派和其他地下左翼（无government主义、毛泽东主义、工团主义）一样，对国际共运的内部具体形势几乎一无所知。在短暂接触后，“共产主义幽灵”参加了以伦敦为总部的国际性托派组织“Militant”，接受后者的领导。

1990年出版的第一期《工人民主》刊登了《我们的基本原则》一文，几经修改后成为它的通俗性纲领宣言。宣言提出了一系列泛民主要求，其中包括“言论、出版、结社、罢工自由，自由迁徙权、所有政治组织参加选举的权利（法西斯政党除外）”“军人和警察有参加政党和工会的权利”“士兵军饷不应低于工人平均工资”“任何民族有自决权和分离权”；宣言也提出了一系列社会-经济要求：“工资与价格挂钩，最低工资、退休金和助学金不低于平均工资的75%，立即实行35小时工作周”“工会脱离国家控制，建立免费的大众性医疗和教育服务”“反对私有化和任何形式的非国有化，拥护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广泛的社区管理委员会和消费者委员会，监督食品和社会服务质量”“推行大规模非商业性质的国家建房计划”28。

在政权问题上，宣言提出“人民不仅有权选举所有官员，而且有权在任何时间招回和罢免他们；负责官员的工资不应高于工人平均工资”；“在企业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建立工人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可以被随时招回和改选，各企业工委会选举组成地区工委会，后者组成全国工委会，即工人阶级的中央政权”；“企业工委会有权监督生产，服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指导”“在工人委员会的管理和监督下建立广泛工人武装，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取消军衔制及相关物质和政治特权”“反对秘密外交，苏联government必须公布所有秘密条约”29。这份当时的宣言还不很成熟，但它毕竟是一份站在阶级立场上思考和回答问题的政治文件。

1991年5月1日，托派和无government主义者召集了5千人的集会；托派积极参加了白俄罗斯的总罢工和明斯克拖拉机制造厂罢委会的成立；在莫斯科，托派在超大型军工厂“礼花”火箭生产联合企业建立了支部；在乌拉尔，“工人”与出狱的伊萨也夫合作，两年多时间里发起和领导了两百多次大小罢工。但政治大气候已逆转，自由派稳稳地占领了包括电视台在内的主要舆论阵地，每天深揭狠批“共产邪恶”，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大批西方“劳工问题专家”渗透到工运中去，思想辅导加物质诱惑多管齐上，不合手的工人领袖渐渐被边缘化，工人运动（特别是矿工运动）日益落入自由派和美国劳联-产大的影响之下。自那以后，继承马列道统的当代左翼注定要走过十数年的漫长道路，经历许多战斗、磨难、叛卖、损失、疑问、恐惧和忍耐的时刻，这条路至今也还未走完30。

[b]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
[/b]
电影《斯巴达克斯》（柯克·道格拉斯主演）里面有一组镜头；某人问他“如果你能预见未来，发现你的队伍最后垮了，你也死了，你还会战斗下去么？”，斯巴达克斯告诉他“奴隶和自由人是有区别的，自由人死去就丧失了生活的乐趣，而奴隶只有死才能摆脱苦难”。和斯巴达克斯一样，苏联地下左翼虽没取胜，但毕竟抗争过；他们留下了“不怕鬼、不信邪”的战斗精神，与周围苟安迷醉环境决裂的不妥协精神，抛弃早成赝品的《真理报》却不盲信美国真理部的独立思考精神，与苏共官僚精细煽情的民族主义宣传相对抗的国际主义精神。无论他们的理论探索有多少失误，无论他们之间有多少争执，他们已化为铺垫自由之路的砖石。在资本暴政横行天下的21世纪，在无数奴才梦想着成为小小奴隶总管的时代，我们传递着奴隶反抗主人的历史，这历史需要我们用生命、而且只能用生命继续书写。（完）

Жигулин А 《Черные камни》 М.,1988 г
Волков В. 《Троцкизм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м СССР - Об одной антисталинской группе молодежи начала 1950-х》 [url=http://www.cccpism.com/bbs/www.wsws.com/ru]www.wsws.com/ru[/url]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 1-3 июля 1962 г. Забастовка и расстрел》 М, 1992
同上
同上
同上
用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Правдин 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ород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Минск, 1989 г.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протоколу №233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 КПСС от 24.10.1980 г. из архива диссидента Буковского.

同上
同上
「Он смотрел в жизнь глазами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ВК сегодня》 ? 21 (13745), 25 мая 1996 г. 「Самый 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из диктаторов」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4, 2000 г.
Шубин А.「Течение 'общинн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неформа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1986-1988 гг.」《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1, 2004 г.

П. Рауш ?Анарх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Питера?, [url=http://novsvet.narod.ru/p.html]http://novsvet.narod.ru/p.html[/url]
「От троцкизма к рабочему движению」《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1, 2004 г.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Рабоч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7(53) Июль 1999
同上
цит. по В. Лагутенко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КРДМС?, самиздат, 1995
"Рабоч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1, 1990.

至于苏共党内的“老左”，他们直到苏联正式解体前夕，才停止向党中央呼吁“反击资本主义力量、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可怜努力；对1987-1991年的民间青年运动和罢工运动，“老左”一向态度冷淡。1991年底，“老左”们匆匆成立了几个共产党，几经分裂后，他们要么完全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要么蜕变成老年休闲俱乐部。

无产阶级评论：
事实上，在战后初期，那些从欧洲各国复员回来的红军战士在目睹了“自由世界”的“繁荣”后，也对苏联现实的斯大林主义现象产生了怀疑，甚至反对。不 过，经历过卫国战争的他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民主也同样持反对态度。因此，他们大多沉溺于啤酒馆发泄自己心中的矛盾、苦闷和不满。只有在那里，他们才敢 各抒己见。这便是当时苏联社会的“啤酒馆民主”。除此以外，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批苏联官僚也意识到斯大林主义的致命缺陷，开始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一点权利改变社会现状。来自民间的“啤酒馆民主”和来自官方的变革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左翼地下活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