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清洗”概念与档案资料
　　 （一） “大清洗”包括的时间
　　 郑文认为：“斯大林镇压时期的起止……应当从1928年的‘沙赫特'事件开始，至斯大林逝世为止”。“‘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大肃反'……说的是同一件事，即苏联3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时期对一大批无辜人员的镇压迫害。”

　　 学界一般公认斯大林完全执掌政权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所以这里郑文观点十分清楚，他指出的“镇压时期”、也就是“大镇压、大恐怖……”时期包括了整个斯大林执政年代。

　　 这个观点的确需要商榷。

　　 吴文专门有一节论证大清洗的时间，认为大清洗时间应当从1937年开始，到1938年结束。读者有兴趣可以参阅拙作，这里不再赘述，仅作一点说明。

　　 首先需要清楚：在苏联谁是“大镇压”一词的来源和始作俑者，是谁定义的“大清洗”年代。这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在苏联正式场合最早批判斯大林、最早使用“大镇压”这个词的是赫鲁晓夫。1956年2月他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中，第一次指出斯大林实行了“大规模镇压”。他似乎不同意郑文“从1928年就有了镇压行动”的观点，在报告中谈到斯大林1928－1929年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斗争时说道：“我想特别提请注意这个事实，即在与托洛茨基等人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时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镇压措施，这场斗争始终是在思想领域进行的。只是在过了几年后……才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行动。这是发生在1935－1937－1938年期间”1。很明显，赫鲁晓夫没有把“镇压时期”扩散到斯大林执政的其它年份。报告于1956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下发各级党组织，可见这是代表苏共中央的观点。此后“30年代大清洗、大镇压、大恐怖……”之类词汇开始流行，直到戈尔巴乔夫讲话也援引“30年代破坏法制、专横和镇压行为”的提法2。

　　 长期以来俄罗斯学者也都传承这个说法。近年出版的由俄罗斯著名学者弗·沃洛布耶夫院士领导的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仍把“大镇压”年代划定在“1937－1938年”。3尽管在大清洗开始于1935年或是1936、1937年，还有一些小的学术争论4。颇有影响的俄罗斯《纪念碑（Мемориал）》组织――该组织1988年成立，专门研究“苏维埃制度的牺牲者情况”、分部遍及全国――在其公布的文件里，十分明确地写道：“从1937年7月开始的大恐怖时期大约1年左右”。5

　　 我国学者基本持以上观点。周尚文、叶书宗等先生著《苏联兴亡史》中有“大清洗”节，时间限定在30年代的1936－1938年6。就是在郑先生亲自参与写作的、由陈之骅先生主编的《苏联史纲》一书中，也认为大清洗时间是从1934年到1938年，“前后延续了4年”。7甚至当时郑先生在自己所写的文中也是使用“30年代大镇压” 这个提法8，而没有象现在扩大到50年代。

　　 当然可以改变对镇压起止时间的观点，但起码应当说明理由。郑文却又没有对此作专门论证，这就很难令人信服。

　　 争论这个问题，不是说除了1937－1938年，在斯大林其它执政年代就不存在镇压无辜的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研究整个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情况。但不能因为某个时候有镇压行为就可以冠之曰“镇压时期”。如果把苏联整个30－50年代都称之为“镇压时期”甚至“大镇压、大恐怖……时期”，则完全不符合这段时间历史发展的全部情况。

（二） 大清洗人数统计范围
　　 1、苏联时期是否存在“政治犯”？
　　 郑先生表示他“本人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所以对“苏联时期是否存在‘政治犯'大可怀疑”。正因为如此，在郑文列举的被镇压人数中，既包含所谓“背叛祖国、进行暗杀、充当外国间谍”……的犯人（郑文称之为刑事犯或国事犯），也有“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的刑事犯人”。这里郑文存在一个概念问题：既然前者也叫刑事犯，后者也叫刑事犯，两者之间有无区别？的确，在郑文引用的统计数字里我们看不到对此的分类论证。

　　 拙文认为大清洗人数主要统计的是政治犯，并对此做了初步论证。这里补充一点材料，看看是否算得上关于政治犯“确凿的证据”。

　　 让我们查阅1937年7月2日由斯大林签署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苏维埃分子”决议和7月30日苏联内务部“发动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罪者和其它反苏维埃分子战役”决议档案原件9。这两份文件公认为发动大清洗的动员令。

　　 第一份决议内容很简单，只是发布要尽快开展与前富农和各类刑事犯罪分子斗争的命令；第二份决议相当详细，不仅确定了这场战役指挥机构、完成期限……更具体指明了打击对象及对这些人判何种刑。打击对象一共针对8类人：1－6类人包括前富农、以及郑文所说的背叛祖国、进行暗杀、炸毁桥梁矿山、充当外国间谍的人……加上仍在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前反苏维埃的党派如社会革命党成员等等。这些罪行，根据1927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法典特别部分》第一章第58条，属于国事罪（法律词汇：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中的第一类，即反革命罪（法律词汇：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10。所以郑文把上述人列入通常意义的刑事犯是不正确的。因为内务部文件同时对什么是刑事犯（法律词汇：Уголовники）有明确规定：指犯有偷盗、抢劫、贪污、利用职务走私……等罪行的人。内务部决议打击的第7－8类人就是专门针对这类刑事犯的。

　　 这8类人实际上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事了所谓反革命活动的人，称为反革命犯或国事犯；一类则是普通刑事犯。以上人等通称为反苏维埃分子，都属于大清洗对象。前者由于被认为是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罪犯，所以也被称为政治犯（法律词汇：полизаключенные。俄语这个词由 前缀“政治的”加名词“囚犯”构成）。1942年内务部指令中就把反革命犯通称为政治犯11，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议会机构设有“为受政治迫害死亡者平反委员会”，而没有说为所有被镇压的人平反。被郑先生认为是权威人士的德·沃尔戈科诺夫在其书写道：“坐牢的不仅有政治犯，而且有刑事犯。政治犯大约占监狱犯人总数25－30％”12（顺便指出，郑文中引用了这句承认有政治犯的话，既如此，怎么又否认有政治犯？）。郑先生更为推荐的亚·雅科夫列夫也是承认有政治犯的。如他在《一杯苦酒》中指责某人降低了被镇压人数，是因为“没有分析政治犯在集中营死亡人数”13。（顺便指出郑文也引用了这句话，不过删去了“政治犯”几个字）。所以1999年俄学者阿·利特温在“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一文总结道：“在苏联‘政治犯'的判定是由法典确定的” 14。

　　 因此，如果查对档案原件，对什么是刑事犯、国事犯、反革命犯、政治犯就清楚了。

　　 如果我们说对所谓政治犯的迫害是“镇压无辜”――这正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需要汲取的教训――对那些“抢劫、盗窃、贪污受贿……的刑事犯”，这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应当镇压的人，难道能够把这些人都统计到被无辜镇压的人数里？如果这样做，甚至按照沃尔戈科诺夫“政治犯占监狱犯人总数25－30％”比例，大清洗人数也夸大了3·3－4倍。

2、大清洗统计人数应当包括的范围
　　 郑文写道：“吴文提供的是被判处死刑的准确人数（80万左右）。然而这不是斯大林时期镇压或迫害的全部数字”。郑文指出：“不仅要统计被处死刑者，还要统计包括被流放的、劳改营死亡的、被处决的富农等等；不仅要统计通过法庭判刑的，还要统计没有通过合法程序判刑的”等等，似乎吴文没有统计这些人，所以指责吴文“人为缩小镇压规模”。

　　 我怀疑郑先生没有仔细看我的文章。吴文第一节专门列有一段：“没有经过司法程序被判刑的人是否列入统计”？答案是肯定的；在第二节“大清洗人数考”总标题下，分段论述了“被判刑的人”、“关押在劳改营的人”、“处死刑的人”、“被流放或驱逐出境的人”；第三节则对30年代大清洗涉及的富农、劳改营死亡人数等进行了考据。这些人难道不都在郑先生所指范围？完全可以不同意吴文有关数据，但怎能把“以80万死刑人数代替全部被镇压人数”的明显错误观点先强加于人，然后对这个错误观点展开批判，以证明自己正确？

　　 哪些人应当列入被镇压人数统计范围？这个问题仍然必须从原始档案寻找结论，而不能凭主管臆想。还是在前述的苏共政治局和内务部决议中15，不仅确定了镇压对象，而且说明了对这些人的镇压形式。在内务部决议“关于被镇压者的惩罚措施及其人数”第二条第一款，确定了哪类人枪毙、哪类人判处若干年不等的徒刑；第二、三款是确定各地被镇压人数；第四款、即最后一款确定哪些人关押在监狱、劳改营，哪些人迁徙和驱逐出境。这就是当年的大清洗范围。（顺便指出：决议在总标题“镇压”下——俄文用：репрессия——把镇压对象分为枪毙－расстрелять；关押－заключенные；迁徙－переселение等几种惩罚形式。显然，根据决议原件，如果郑文说“镇压一词是个大概念”还有某种合理成分，但郑文说“‘镇压'的同义语就是‘被处死'”则是完全不妥的。不仅词汇不同、语义不同，更重要的是混淆了判刑种类之间的区别、把不同判刑种类通通说成“被处死”是无法准确反映大清洗情况。这也正是大清洗数字夸大的原因之一。）

　　 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政法机构实际上也是按照上述范围的判刑种类统计30年代被镇压人数。

　　 所以，吴文关于被镇压者的统计范围是这样写的：“我们考证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运动中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总人数，包括了被判死刑的，被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劳改营的，被流放和被驱逐出境等各种判刑的人数，这就是当年大清洗的总体情况。在1954年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中央的报告、在1990年和1992年苏联和俄罗斯公安部门发布的关于苏联大清洗时期概况，也都是从上述判刑种类概括这个总体情况的”。16

　　 如果郑文觉得吴文这个统计范围太小，还没有包括郑先生所确定的统计范围，显然不应当指责我――而应当与他们去商榷。但我很怀疑，任何中国或外国学者，能有这个资格去指责苏联、俄罗斯政府的公安部等权威机构所确定的本国镇压范围是被“缩小”了的。这里我同意郑先生的观点：事情发生在别人的国家，我们所能做的工作是很有限的。

　　 3、集体化运动中的受害者
　　 郑文列举的镇压数据里还包括集体化中离乡背井、客死他乡的人（1000万）；1932－1933年大饥荒中的死亡者（600万）……他们是否属于镇压对象？

　　 吴文明确指出30年代大清洗运动包括了所谓的富农，这部分人数已经统计在吴文关于被处死的、关押的、流放的、驱逐出境等各种镇压形式的人数中。

　　 至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盘集体化运动中的富农――必须指出，当时并没有大清洗运动――他们仍是以被处死刑、关押、流放、驱逐出境等各种形式被“消灭”的。尽管吴文并不研究集体化运动及整个斯大林时期被无辜镇压人数，但在吴文所引关于20、30－50年代甚至整个70年代被镇压人数中，包含了这方面一些数据（但不是1000万）。

　　 1932－1933年大饥荒中的死亡者能否算作被镇压者？郑文给予的是一个模糊答案：又说“不包括大饥荒中的死亡者”，又说“可以包括大饥荒中的死亡者”。俄罗斯《纪念碑》组织曾经专门撰文回答这个问题。在其“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有多少牺牲者？”一文中，提出不能混淆“被镇压者”和“制度的牺牲者” 这两个概念，明确指出“1932－1933年饥荒中死亡的人并不是被镇压的，因为他们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流放”。17文章出于否定苏联社会制度目的，把这些人称之为制度的牺牲者当然是不能同意的。集体化尽管犯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集体化与工业化的成就、与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等也是相互联系的。2002年出版的经俄罗斯国家教委审定、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所长萨哈诺夫主编的《20世纪祖国史》写道：“农业集体化是保证加速实现工业化最重要条件”。18仅仅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挽救了苏联（甚至全世界）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制度的牺牲者”和“制度的受益者”是不可分割的。

　　 然而就连这个组织也认为不能把这些人统计成直接镇压对象。

二 大清洗人数与档案资料
　　 郑文最后总结：斯大林时期被镇压总人数为2000万。但对这个结论有点不甚理解：

　　 其一，这里“镇压”是什么意思？俄文“镇压”，前述包含了处死、监禁、流放等几种形式；中文“镇压”，按照郑先生所引词典，也有包括处死（口语）、强力压制等二、三种释义。郑文一方面说“镇压”概念的具体内容“包括被枪毙的、被迫害致死的、还有死里逃生的”，同时又强调“镇压”等同“被处死”，可见自己也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偏偏用一个多义词，让读者去猜测“镇压”指那一层意思？19

　　 其二，更主要的是，郑文对自己这个数字没有具体论证。按郑先生说法，他是从引用不同学者的数据中概括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问题在于，这些人各自认可的每种镇压形式的数据都不一样，有的甚至差距很大。如郑文引用德·沃尔戈科诺夫的数据：“从1929到1953年有150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此人被郑先生称为权威人士；同时又引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话：“1920到1953年期间，在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并说由于其身份“这个数字应当是可信的”。两者都是说镇压总人数，所指时间段一样（后者甚至还比前者多9年），具有可比性。但后者统计人数竟少于前者1080－1780万……那么，郑文的2000万到底引自其文中各种说法中谁的数据？为什么要引用某个数据、为什么不引用某个数据？没有说明；这些数据来自那些档案资料？没有说明；郑文给的是一个囫囵数字，其中死刑、监禁、流放人等各是多少？政治犯、刑事犯各是多少？没有说明。

　　 怎么敢相信这个2000万的数字？

　　 公正的说，郑文所列举的这些人，确是传布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而在全世界颇具影响的人物。对其数字进行辩伪和考据，意义远远超出吴文与郑文争论。我们把其中一些主要数据与吴文进行比较研究，请读者自己判断这些数据的可信度。

（一） 被判刑及判死刑总人数
　　 对郑文这方面所引以下数据，我们逐一进行比较、考据：

　　 1、 引用拉达教授的话，认为“有5000万人被斯大林杀害”。郑文认可的镇压人数是2000万，可见连郑文也否认这个数字，当然不值得再去考究。但郑文引用这个与己数差距达整整3000万人的数字，又不说明这个数字是错误或者正确，反提出 “可以作为参考”，读者该从那方面参考？

　　 2、郑文写道：“波利亚科夫教授说，1936－1939年有100多万人遭镇压”。按郑文对镇压的一个解释，即有100多万人被处死。

　　 这是1987年10月14日新华社《参考资料》刊登路透社记者10月9日报道“苏联一位高级历史学家尤里·波利亚科夫教授”的谈话。但教授真是这个意思吗？让我们读原文。教授说：“估计在1936－1939年斯大林掀起的逮捕和枪决浪潮中有100多万人遭镇压”。很明显，他说的“镇压”包括逮捕和枪决等不同惩罚形式。这一点连路透社记者也看出来了，记者写道：“波利亚科夫没有具体说明他提出的100多万受镇压的估计数字是专指那些被处死的还是包括全部被逮捕并送进劳改营的人。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直至50年代中期才获释。”20显然不能把这位教授的话理解成100多万人被处死。

　　 往下读，波利亚科夫还说了另一句话：“所谓有多达1900万人‘遭镇压'的估计‘纯属想入非非'”。21可见教授不仅不同意郑文的2000万数字，而且还严厉批判了对“大清洗”夸大其辞的行为。这句话恐怕也可作为参考。

　　 3、郑文还引用以下人的数据：德·沃尔戈科诺夫认为从1929－1953年总共有1950到2200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共产主义黑皮书》统计：30年代被镇压的总人数1622万。此外，还有兹·布热津斯基：总共2000－2500万人被斯大林处死；雅科夫列夫认为有4100万人被判刑，又说有2000多万人是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

　　 这些材料是否可信？不管什么权威、甚至什么领导人，关键看其数字来源于何处，以判断真伪，这是历史研究的常识。

　　 兹·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引用的大清洗数字均不是自己的研究结果，正如郑文指出，这里他是借用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大恐怖》一书的数据。《大恐怖》一书1968年出版后，曾被译为31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不断再版。后来各国学者关于大清洗的数字大多引自该书。该书自称资料主要来源于30年代、60年代官方公布的文件及有关资料、受害者本人资料、苏联叛逃者在国外所写回忆录、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及二战时期被德国人掠走的部分档案资料22。但这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清洗档案资料。可资证明的是，正如俄罗斯学者阿·杜金指出:“直到1985年春天，无论谁都没有可能利用真正的档案资料分析30－50年代祖国历史上痛苦的一页”23，阿·利特温写道：“1991年8月后，随着部分早期秘密档案的解密，才开始真正研究大清洗问题”24。同时，在涉及成千上万人、长达若干年的数据时，仅凭记忆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尽管是当事人，并非就都能客观、准确反映当时情况。曾经被关押十余年的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认为在监狱关押了2000万到3000万人。后来他承认“关在监狱里的人容易夸大被关押者的数量”25。原因何在？在其名著《古拉格群岛》写道：“因为我看不到档案资料，所以没有写古拉格历史的企图”26。

　　 再来看郑文所引罗伯特·康奎斯特关于“1936－1938年有至少600万人被捕、300万人被处死、200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几个数字。“600万”来自南斯拉夫一个叫德迪耶尔的著作27；“300万”同样是来自南斯拉夫一个叫莫沙·皮亚德1951年8月6日的讲话28；“200万”则是转引索尔仁尼琴的数字29。这些无非都是相互转抄的数据，根本不是引自第一手档案材料。但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数据多次被我国学者引用30，因此吴文说一些学者以前受“西方学者影响，夸大镇压数据”，怎么被郑文指责为这个说法“太轻率”？

　　 雅科夫列夫说出镇压人数差别达一倍的两个数据，本身就显得不够严谨（2000万和4100万，到底是那一个?）郑文中所引其数据均没有注明来自什么档案材料。何况雅科夫列夫承认这些人中除政治犯外还有刑事犯。那么，其中到底有多少政治犯？就是按照沃尔戈科诺夫的比例，雅科夫列夫的数据也会减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如是，还会认可郑文所引雅科夫列夫数据吗？

　　 《共产主义黑皮书》关于大清洗时期有130万人判刑、其中60－80万判死刑的统计人数与吴文一样；所写600万关押在集中营等地的人，仍然没有明确其中的政治犯人数。值得注意的是其作者之一、法国学者维尔特2000年5月曾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作学术报告，指出：以前流传的苏联大清洗被杀害、被流放的统计人数被大大夸大了：被杀害者实际上只有原来所传数字的十分之一，被流放者只有十五分之一。

　　 德·沃尔戈科诺夫关于1937－1938年被镇压人数，又说350－450万，又说450－550万（见郑文），同一内容相差200万，原因何在？他自己承认：“没有掌握关于1937至1938年受害者的正式统计资料”，因此他宣布只要把国家统计的数字公布出来，他的“这个估计是可以推翻的”31 。德·沃尔戈科诺夫的著作出版于1989年，他当然不可能掌握有关资料。

　　 下面我们看看吴文关于大清洗统计数据的来源。在吴文中已经注明了所有数据出处：

第一：国家正式认可的数据：

　　 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公布的数据：从1930年－1950年，被法庭及非法庭机构判处了所谓“反革命”罪的人总共3778324人, 被判死刑786098人32；1992年8月3日，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公布了从1917―1990年“由于犯国事罪以及根据刑法典犯类似罪”的总人数，共3853900人，其中死刑827995人33。

　　 至于大清洗年代，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认为在1937－1938年共逮捕了约150万人34；1963年初，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提出更具体的数字，是1372329人35。

　　 第二，来自国家档案馆的资料：

　　 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镇反人数的统计报告：从1921――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数，总计是3777380人,其中642980人被判处极刑”，这个材料来自“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36这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俄罗斯联邦安全部公布的死刑人数相差约10余万人，原因是后来对政治犯的解释扩大了。

　　 2000年俄罗斯著名学者泽姆斯科夫引用解密后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资料，指出在1937－1938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为1575259人37。

　　 至于1937－1938年被枪杀的政治犯人数，根据俄罗斯1992年第2期《国家档案》公布资料为681692人38。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曾经指出在大清洗年代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681692人，39这和上面《国家档案》在90年代重新确认的数字完全吻合。

　　 吴文所引这些数据被郑文说成是“官方数字”，似乎一提“官方统计”，数字就不可靠。问题是什么样的官方、统计的是那方面资料。以上数据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了清算斯大林罪行亲自要求统计的。赫鲁晓夫是苏联官方批判斯大林第一人，他是对斯大林焚尸扬灰的人。为了在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唯恐搜集罪证不全，还会为斯大林隐瞒杀人数？如果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但还肯定当时的社会制度，戈尔巴乔夫则是发誓要推翻“斯大林集权体制”的人；如果说前两人至少还是苏共党员，叶利钦则公开退出了苏共，甚至颁布禁止苏共存在的法令……这几个人对斯大林态度一个狠似一个，完全不存在粉饰斯大林的“主观故意”。而他们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统计渠道得出的数字竟然基本一样，恐怕没有根据怀疑这些数据“被缩小了”。

　　 这不仅是“官方“统计的数字，俄罗斯学界也基本认可这些数据。除吴文所引泽姆斯科夫、瓦季姆、杜金等著名学者外，1999年，阿·利特温在“俄罗斯学界‘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众所周知，综述文章是对整个这方面研究情况的总结――写道：“从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共有3778234人被逮捕，其中786029人被判死刑”40。

　　 （二） 劳改营死亡人数
　　 郑文一方面断言：“劳改营中死亡人数是至今官方统计中的空白”，指责吴文似乎忽略这方面统计和拿不出这些数据；同时又写道：“1987年官方正式公布了一个镇压的数字：1700万人被送进集中营并死在那里，有500万家庭被流放”，不知该相信郑文那一种说法！

　　 郑文认定是“官方公布”的数字，从而给读者造成一个印象：似乎苏联官方真正公布了这个材料，使这些数据无形中具有了权威性。

　　 然而查对原文后知道，这句话并非来自苏联官方第一手资料，郑文是引自1987年7月16日新华社《参考资料》所登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驻莫斯科记者安特罗·彼蒂拉所写一篇新闻报道。记者虽然说了“官方正式公布”，却并未说明在什么地点、通过什么媒体、由那一级、那一类的官方机构公布了这些数据41。

　　 当时苏联官方是否公布这些数字？也是1987年，在郑文前引尤里·波利亚科夫教授文中说道：“现在刚刚开始对档案进行详细查阅，只有等到对赫鲁晓夫时期从劳改营释放或死后恢复名誉的人的名单进行彻底的分析后才能拿出一个可靠的数字。”42安特罗·彼蒂拉所写报道在前（1987年7月16日），波利亚科夫教授讲话在后（1987年10月14日）。如果说官方真的“正式公布”了这些镇压数据3个月后，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大镇压课题的苏联著名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不可能不注意到“官方”这些重要数据，而他却认为当时并没有可靠的数字。还可以证明的是，又过了一年，即到1988年，时任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仍然承认“1937－1938年的受害者的正式统计资料现在还没有”（见郑文）。《参考资料》不是学术刊物，不能按学术规范要求它。但研究者对这位记者所写、且没有注明来源而无法查证的数字，怎么敢作为参考。

　　 郑文中还引了罗伯特·康奎斯特“1936－1938年200万人死于集中营”、德·安·沃尔科戈诺夫“700万人被判处死刑或死于集中营”、兹·布热津斯基“1200万人死于集中营”等数字。如前所述，这些数据都没有档案资料的支持，同一内容竟然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数字！

　　 吴文已经有了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资料统计的集中营死亡人数。现把这些死亡人数更具体化：

吴文已经有了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资料统计的集中营死亡人数。现把这些死亡人数更具体化：

　　 1935－1940年在古拉格所辖劳动感化营、劳动教养营和监狱死亡人数43
　　 年代 死亡人数 年代 死亡人数
　　 1934 26295 1941 100997
　　 1935 28328 1942 248877
　　 1936 20595 1943 166967
　　 1937 25376 1944 60948
　　 1938 90546 1945 43848
　　 1939 50502 1946 18154
　　 1940 46665 1947 35668

　　 根据以上资料吴文写道：从1934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死于古拉格所辖劳动教养营、感化营和监狱的犯人总共963766人，而且其中包括刑事犯。特别高的死亡率在1941－1943年卫国战争期间，有51.6万人死亡44。何来几百万、上千万人死于监狱！

　　 这个材料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第9414全宗，第1目录，第1155卷宗，第2页；第2740卷宗，第52、60、70页，和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文件汇编》。或许可以不同意这些数据，断言官方没有这些统计则大谬矣。

　　 （三） 集体化运动被流放的富农及其它人等
　　 郑文多次强调集体化中有1000万农民被镇压，并引用以下人的数据。我们逐一进行考证。

　　 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由于集体化和饥荒，死亡的人数总共1450万。郑文也承认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数字存在“夸大”，郑文自己的数字也不同于他，足见此人的数字根本不值得考据。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如此，何必还要引用其夸大的数据？

　　 德·沃尔戈科诺夫认为有850－900万农民遭镇压。作为历史学家，他当然知道重要数据必须加注，在其《胜利与悲剧》书中很多数字都有注释，然而恰恰这个数字没有注明出处45，恐怕不是不想加注，实在是找不到有关档案资料；

　　 雅科夫列夫：有120万户“富农”在集体化中遭到剥夺。据此郑文认为如按每户6－8口人计，接近800－1000万人。但每户6－8人根据何在？2002年版的俄罗斯历史教科书明确写道：“集体化迁徙的‘富农'平均每户按5口人统计”46。笔者还有档案证明：1930年5月6日，具体执行富农战役的负责人普济茨基在一份总结报告写道：“计划驱逐第二类富农121900户、合631000人，实际完成98002户、合501290人，还将驱逐3900户、合19945人”。47平均每户约5口人明白无误。按郑文计算方法，最多可减少400万人，可见这个800－1000万毫无根据。而从普济茨基报告的数字可以知道大致规模，怎么可能达到1000万？

　　 当然，并不在乎雅科夫列夫说有多少万，更大问题在于他的数字仍然没有标明出处；

　　 吉洪诺夫院士认为：“在集体化过程中有1500万人无家可归，其中10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1200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查对原文，这个数据也没有注明出自何处（或许受索尔仁尼琴“集体化中有1500万农民流放”数字影响）。48大概因为这位院士只是在《文学报》上发表感想式的文章，通篇没有一个注解。

　　 引用丘吉尔回忆录：斯大林说有上千万的富农被消灭了。我们无法断言这是否斯大林原话，很多回忆录未经当事人审阅往往歪曲原意的事情屡见不鲜。这里问题在于对“消灭”一词的理解。吴文写道：“我们过去有关苏联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的文章，往往没有准确阐明‘消灭'的含义，常常理解为从肉体上消灭”――类似把“镇压”等同处死。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查阅原始资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30年1月30日《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决议，制定了“消灭富农”的措施，即把富农分为3类：第一类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富农当处死刑；第二类大富农和半地主流放到国家边远地区；第三类一般性富农流放到本地边远地区。后两类占富农总数80％以上49。这就是“消灭富农”的完整含义，怎么可能把“消灭富农”理解成全部被处死或迫害致死？

　　 那么，集体化被流放的农民以及其它被判流放的人数是多少？吴文对此已做回答。现把吴文人数更进一步具体化。

　　 1930年－1932年初是全盘集体化高潮时期，根据古拉格所辖特别移民局报告，被驱逐农户数总计381173户，合1803392人（再次证明平均一户5口人）。统计如下50：
　　 被驱逐地区 被驱逐农户数 被驱逐地区 被驱逐农户数
　　 乌克兰 63817 巴什基尔 12820
　　 北高加索 38404 伊凡诺沃 3655
　　 下伏尔加 30933 北方区 3061
　　 中伏尔加 23006 莫斯科州 10831
　　 中央黑土区 26006 列宁格勒州 8604
　　 白俄罗斯 15724 远东区 2922
　　 克里木 4325 西西伯利亚 52091
　　 鞑靼 9424 东西伯利亚 16068
　　 乌拉尔 28394 中亚 6944
　　 下戈罗德 9219 哈萨克斯坦 6765
　　 西部州 7308 外高加索 870

　　 1932－1940年被驱逐和流放到特别移民区人数及在移民区死亡人数51
　　 年代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迁徙人数 201502 398407 254997 246194 164902 128047 424565 220699 137278
　　 死亡人数 89754 151601 40012 22173 19891 17037 15961 16691 164601

　　 从1932－1940年总共发配特别移民区2 176 600人。但考虑到其中有大量因相互转移地区而重复计算的移民数，实际迁徙来的只有489822 人52。加上1930－1931年的1803392人，这样，从1930－1940年总共流放了2293214人、死亡537721人。这两份材料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第9479全宗，第1目录，第89卷宗，第205页、216页。而从30－50年代被迁徙的富农及其家属总共3486701人，远非所传的1500万、1000万人53（见吴文）。必须指出，这些人并非全是富农，他们只占其中93％，其余7％包括怠工等刑事犯罪人等54。这就是当年集体化“消灭富农”的数字。

（三）在大清洗问题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
　　 吴文特别强调，纠正大清洗被夸大的数字，是还历史真相，绝非为大清洗中表现出的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目无法制极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辩护。而且大清洗不仅涉及直接镇压的人，间接影响的人恐怕就更多了。这是研究大清洗历史、研究苏联解体问题、研究国际共运历史应当深刻总结的教训。但“大清洗人数”和“受大清洗影响的人数”毕竟是两个虽有联系、却有区别的研究范畴。一些人往往把后者无从量化、因而随意估算的人数加进前者，这就是5000万、6000万、甚至1亿人被杀害数字的由来。

　　 斯大林确实应当对大清洗后果承担主要责任。这是其所犯下的最为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对此需要专门研究。本文不涉及对大清洗、对斯大林评价这个内容，但对郑文所引据说是胡乔木评价“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这句话，由于涉及大清洗数字，也说点看法。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国内外学界因立场、方法、甚至时间的差异而见仁见智。我们听听最近俄罗斯人的评价。2002年1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答有关历史上斯大林功过问题说道：“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但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现实是愚蠢的”。60据俄罗斯独立研究所2000年民意调查，超过85％的人认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是20世纪俄罗斯（苏联）历史上最重要事件，而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工业化时期（30年代）是对俄罗斯历史发展具有最良好影响时期。所以不是偶然，200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50周年之际俄罗斯媒体出现大量纪念斯大林文章。据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问卷调查：“对相当大的一部分俄罗斯人而言，斯大林作为政治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完全跃居第一位”， 66％的人对斯大林执政作出积极的评价62。至少相当的俄罗斯人不是把斯大林与“历史上最黑暗、最专制暴虐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

　　 1 《苏共中央通报》（《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年第3期。 顺便指出，笔者这里引用的是赫鲁晓夫报告原件。而在东方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附录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恰恰漏掉了他关于事情发生年代这句话。（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756页）。

　　 2 《真理报》（《Правда 》），1987年11月3日。

　　 3 《俄罗斯历史 1917－1991》（《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1991》），莫斯科1997年版，第3页。

　　 4 吴恩远：“苏联30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5 原文为：“从1937年6月开始的整个大清洗时期大约一年”，[“За период Большого Террора (примерно один год, начиная с июня 1937 год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纪念碑”协会：“各地判刑者统计资料” （Краснояр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Мемориал“：Статистика осуждений по региону）,1998年版。

　　 6 周尚文、叶书宗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7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

　　 8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第517页。

　　 9 联共(布)政治局决议：“关于反苏维埃分子”，1937年7月2日，第51/94号（Реш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П 51/94 от 2 июля 1937г.94.-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ких элеметах）；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作战令：“关于镇压前富农、刑事犯和其它反苏维埃分子战役”1937年7月30日，第00447号（“Оперативный приказ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ССР.№ 00447 об операции по репрессированию бывших кулаков，уголовников и др.антисоветских элементов”.30 июля 1937 года）。

　　 10《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刑法典》，苏联法律出版社1938年版，第27－32页。（Уголовный кодекс РСФСР，Юрид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ркомюст СССР, 1938. С.2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