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个人介绍（苏联主义网站长米沙原创）

苏斯洛夫,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

Михайл.Андреевич.Суслов( 1902.11.7今乌里扬诺夫斯克州---1982.1.26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活动家。

苏斯洛夫由于长期幕后把握苏联意识形态动向，同时性格冷漠而又谨小慎微故得名“灰衣主教”, 作为一名国务活动家，苏斯洛夫思维敏捷,为人谨慎,对苏维埃国家怀着无限忠诚,热爱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仇恨各种背离正统苏联路线的叛徒.他身材瘦高,让金丝镜片掩饰着他逼视的目光，在对阶级敌人发怒时像一个宗教狂，永远穿胶皮套皮鞋,戴圆型列宁帽,说话很注意逻辑性,写文章时喜欢引用列宁的言论以加强力量. 因为苏斯洛夫很少涉及苏联国内的具体问题,所以很多人把他当作虚拟的意识形态偶像. 苏老在同时代的苏联高层里是最清高的,与当时苏联社会的物质至上的思想格格不入,被称为"社会主义苦行僧"或"共产主义清教徒".可以想象,那个时期苏联更加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不惜动用国家储备金以提高人民福利的做法等等,都很可能跟苏斯洛夫有关.苏斯洛夫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列宁主义者,同时也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也有可能参与和美国全面争霸,入侵阿富汗这类事务.一般人们认为共产主义之所以不能实现,是由于大多数人的私心无法泯灭,但是苏老起了一种令人震惊的表率作用,假如苏联每个人都像苏老那样,苏联的思想还会持续很久.

苏斯洛夫1902年11月7日生于沙霍夫斯克镇,贫苦农民家庭出身,十月革命时还是少年,但是仍然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于1918-1920年在贫农委员会工作,在1921年加入了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 他在莫斯科先念完了工农速成中学，然后毕业于著名的T·B·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最后又完成了在红色教授经济学院的进修。毕业后到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和工业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妻子都是他的学生). 这段时间苏斯洛夫不仅从事教学工作，还积极参加了反击党内反对派的斗争，奋力攻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以及后来的布哈林的思想，坚决捍卫党的总路线(斯大林路线)。另外不甘寂寞的苏老不时向真理报投稿,经常大量引用领袖们的话,特别是列宁的话,深得主编梅赫里斯的赏识,以后每当真理报需要引用列宁的话时,就去找苏老,他准能找到适当的引文.从此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 还有一种说法时苏老因为在30年代宣传揭露富农父亲的少年莫罗佐夫有功而升迁的.

30年代初，苏斯洛夫开始在党的机关工作。1931-1937在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职务。 1937-1939年担任罗斯托夫州委书记，1939年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书记。 这些职务保证了苏斯洛夫被选进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斯洛夫担任北高加索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游击队司令的职务， 利用他的威望和组织能力，积极动员边疆区人民开展敌后作战，在解放北高加索时与苏军密切协同。 斯塔夫罗波尔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斯塔夫罗波尔党委，成了卓有成效的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恢复解放区经济政策的典范。 并且参加了将战争中政治上不过硬的卡拉恰耶夫人（穆斯林）从斯塔夫罗波尔迁移出去的活动。 1944年，根据斯大林的特殊决定，苏斯洛夫担任了联共（布）中央主管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事务的负责人。其任务是使立陶宛苏维埃化，消除战争后果，并粉碎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工作效果显著。整个波罗的海沿岸从德国军队手中解放出来之后，从1944年开始进行内战和反对苏军的游击战争。这一时期，苏斯洛夫不仅在立陶宛，而且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都被看做是斯大林的主要特使。 立陶宛的体制与苏联体制完全不同,要将苏联制度强加给他们谈何容易,苏老就是要办这件难办的事. 苏老对由富农和与德国合作过的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反苏维埃恐怖组织-林中兄弟的残酷镇压正合斯大林心意.所以1946年他返回莫斯科被提升6大书记处书记之一.与斯大林,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库兹涅佐夫并驾齐驱. 1947年起任中央书记，1948年日丹诺夫逝世后,苏老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学和艺术中所发生的每件事都同他有关.

在1946-1949年这段时间，史料上有关苏斯洛夫进行国务活动的记载不多，传说在这段时间里，在推动东欧向社会主义转轨、共产党情报局的组建、打击铁托集团等活动中，他曾作为苏联的特使，起到了重要而又不可公开的作用。直到1949年，苏老的活动才有据可查，担任了真理报总编辑。 进入50年代，苏斯洛夫仍然是东欧社会主义的保护者。1956年正是苏斯洛夫作为苏共中央的政治代表前往匈牙利，建立新的政治领导体制，恢复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强化苏军的武装干涉。后来苏老还在最后一刻原则上支持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事件，但是反对阿富汗战争，认为在那里输出革命是徒劳的。 1964年10月罢黜赫鲁晓夫事件是苏斯洛夫一生最风光的时候，虽然他不是主谋，但是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作为主要控诉人（之前他控诉精通党内斗争的马林科夫和伟大的军人朱可夫）在列举赫鲁晓夫种种错误时，理论家苏斯洛夫巧妙地用了尖酸刻薄，又不失幽默风趣的语言，博得听众的阵阵掌声和笑声，大有“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气质。 新上台的总书记勃烈日涅夫非常清楚谁才是斯大林去世后的影子苏共中央总书记。苏斯洛夫作为意识形态领袖，发挥了比赫鲁晓夫时期更大许多的作用。在苏联共产主义殿堂上的圣贤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个行列的第五位是苏斯洛夫，但是他没有给自己留下继承者。

70年代苏斯洛夫的心脑血管硬化症发展迅速，曾经在大面积栓塞下才恢复健康。进入80年代苏斯洛夫一天只工作3-4小时， 但是急待他解决的问题却越来越多，苏共与意共的争论、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美关系的密切，都引起苏斯洛夫的极大不安。在苏联国内也出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贪污舞弊的案件层出不穷，但苏老坚持不向公众公布，只在小圈子里秘密处理。 1982年1月18日，苏斯洛夫曾与勃总多年的亲密战友-克格勃副主席茨维贡有过一次秘密的谈话，而恰恰在一天后，茨维贡突然自杀，而苏老也突然血压升高，失去知觉，直到几天后逝世。（1982年1月26日逝世，与站长的生日接近）,作为排名前几名的政治局委员，他是第九位葬在列宁墓后的人，据当事人回忆，自从1953年斯大林葬礼之后从未有过如此隆重的葬礼，而在他克宫墙下的半身塑像正好紧挨着斯大林。

苏斯洛夫对苏联文化界管的非常严格，文人称他为“灰衣主教”,而党内几乎公开称他为“头号思想家”。作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他在党内控制着宣传鼓动部、科学和院校部、文化和信息部、青年和社会团体部、两个国际部、苏军政治部和对外人事部的工作。文化教育部、国家出版委员会、国家电影业委员会和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也都在他的领导和监督下工作。报纸和杂志以及所有其他出版物和书刊检查(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塔斯社、苏共同其他共产党的联络以及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属于苏斯洛夫的管辖范围。他很重视对作家协会工作党的领导。党的教育系统、知识出版社、中学和大家的人文学科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苏维埃国家同各种宗教和教会团体的关系等等，苏斯洛夫都掌管过，在这些方面都有表示决定性意见的权利，并参加解决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相关问题。

由于苏斯洛夫出色的文笔和权威性,苏联历史上很多历史性的重要决议和文章都由苏老主笔,这些文章也为他赢得了苏联三朝理论元老的美名. 这些文章有:1,妥善安排斯大林葬礼的《告全体苏联劳动人民书》-真理报主编苏老亲自主笔.2《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斗争》-1948年在情报局上的讲话揭批铁托反苏集团.3《党和人民不可摧毁的团结》-真理报1957年7月10日社论揭批反革命贝利亚集团.4《关于改进苏联陆军和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带领文职人员向居功自傲的军事波拿巴主义者进攻. 4《苏共1957年6月全会报告》-批判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控诉人.5《关于苏联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在中苏论战中阐述苏联的观点.6《赫鲁晓夫唯意志论和专断在党内造成的影响》-充当勃总夺权的理论打手. 6《列宁主义和世界的革命改造》-这篇发表在74年的苏联杂志上的文章,率先提出了某些后来被经常用到的理论. 7《关于各国社会主义党派代表会议结果的决议》-1957年和1969年大会的决议都由苏老主持起草.

在个人性格方面，苏斯洛夫同其他克里姆林宫领导不同，他不爱抛头露面，不想吸引他人的注意，国内外很少谈到他或写文章介绍他。苏斯洛夫的卧车从来就没有超过每小时60公里，有时他让汽车停在离克里姆林宫大门不远的地方，自己步行去办公室。他对部下从来不大声斥责,对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礼，不仅同他邀请来的作者和学者，而且同党中央机关里最普通的职员都握手问好，他通常总是从给他准备好的讲话稿和文章力量删去最强烈尖刻的用语和比喻。苏老外表宽厚而实际性格阴鸷,不易激动,对人客气,极不喜欢抛头露面,很多事不亲自出头,指挥别人干.不知道他厉害的人,同他初次接触时,往往都会小看他,就连索尔任尼琴都写过这样的话:在电影厅有一个瘦高的人,向我们走过来,那人使劲握着我的手不停摇摆,说他读了我的书,非常喜欢,仿佛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其他人都自报姓名,只有他没说自己是谁.我问别人刚才同我说话的事谁,他低声责备我,你连米安苏斯洛夫也不认识! 苏老在私人生活上是个禁欲主义者,不修建豪华别墅,不举办盛大宴会,喝酒从不过量,不大关心儿女的前程,他的儿子和长女都没有得到要职.苏老还没有学位和学术职称,并不渴望得到,与勃烈日涅夫恰恰相反,苏老还建议禁止苏共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权利获取学位.苏老还置身于苏共高层人士的受勋浪潮之外. 苏老每年把中央的会计叫到办公室来两次,向他报告自己半年收支的情况,拉开抽屉,把剩余的工资全部上缴.他到外地视察,一定要交饭费.还要补充一点,苏老衣着毫不讲究,始终穿苏共很多领导都不穿的旧式西服和套鞋. 即使是一贯仇视勃总时期老一辈干部的戈尔巴乔夫，也难掩对苏老的崇敬之情，在苏老最后一次住院后,戈尔巴乔夫感叹说"这人真了不起,很聪明,现在还承担着政治局和书记处那么多的工作.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应付得了这一切......要论做书记处的工作,谁也比不上他,他总是那么有条不紊,充满信心"

尽管有少数持西方自由主义观点的作家认为苏老是民族文化的毁灭者，但实际上苏老时代苏联文坛是百花齐放的，当时的主流思想是人性和和平，大量描述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唤起了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意识。对于影射攻击苏国内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作品，苏老表现出了一定的宽容，以至于出现“解冻”文学的现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老改变了赫鲁晓夫时代对斯大林全面否定的说法，在否定斯大林主义的同时，肯定斯大林的些须功劳，并且不避讳在影视作品中出现斯大林。相反，在对待索尔尼仁琴、帕斯捷尔纳克这种以作家出现的反苏分子时，苏老采用了敌我分清的两面手做法。在公开领域上，苏老运用冷酷的行政手段镇压他们，他为了保证多数人的自由而无情地剥夺了这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的自由。另一方面，苏老会仔细考虑这些反苏分子提出的问题，并在实现工作出体现出来，在政策不适合的地方做出改变。

在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口号的指引下,他和勃烈日涅夫、柯西金是同时代被提拔的领导人，也是斯大林逝世后少数几个不依靠赫鲁晓夫挤进主席团的人之一,他的地位一直维持到他逝世，堪称三朝元老，在苏联政坛成为传奇，其中 1937年起为最高苏维埃代表（任职45年），1941年为中央委员（任职41年），1947年任中央书记（任职35年），1952-1953和1955-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66-1982年为政治局委员（任职30年），在生前最后15年苏斯洛夫一直是党领导层的二号人物. 在任上，苏斯洛夫积极参加和制定建设共产主义、发展经济文化、提高人民福利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工作。 在实现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国际交往，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实现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巩固世界和平方面， 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党务和科学活动方面，他主要致力于苏联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政治和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 致力于马列理论发展、当代世界社会发展和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现实问题的研究； 同时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左"的或"右"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曾带领苏共代表团多次参加共产党国际会议， 参加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多次大会。

马克思列宁主义曾是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是苏共权利的主要支柱和依据。为这个意识形态服务的有大量组织和机关,而苏斯洛夫很多年一直站在这个庞大金字塔的最顶端,他是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和执行者,是苏维埃国家牢不可破和稳如磐石的化身,他满腔热忱地致力于不让党的大船渗漏,不让他左右倾斜.正是由于他在这方面的突出作用,他刚逝世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就立刻混乱起来,进入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时代.

尽管不重名利，但由于长期身居高位，苏老一生也获得过很多勋章，他是两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获得者（1962，1972）。获列宁勋章5枚，十月革命勋章一枚，一级卫国战争勋章一枚，奖章多枚。苏联科学院卡尔.马克思金质勋章一枚，并获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最高国家奖。

其主要著作有《苏斯洛夫言论选》莫斯科1972年版，《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学说》莫斯科1973年版 《在共产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言论集)》2卷，莫斯科1977年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活(演讲集)》莫斯科1979年版。

附录：斯大林挑的接班人是苏斯洛夫 (梅德韦杰夫)

作者是俄罗斯著名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权威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 由徐元宫同志编辑翻译.

正文：斯大林不希望自己的那些亲密战友成为自己的政治继承人，这些人在斯大林执政的不同时期都被铲除了。
假如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没有去世，那么1955年纪念会主席团成员中只会有一个人能够保住权力。
虽然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他的私人档案很快就被销毁了，但是在他的私人档案中不曾有过任何书面的政治遗嘱。斯大林没有像列宁那样为“死后的”党的代表大会而对自己的亲密战友们的正、反面的品性和特点作出详细的评价。与斯大林关系最亲密的党的4位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几乎没有任何优点。斯大林甚至无法描述出这4个人当中谁是最有学问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莫洛托夫仍然按惯例被排在第二位，他在1950-1951年就已经不是斯大林的心腹了。
1949年初，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热姆丘任娜，据说是参与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而被捕。莫洛托夫随之被解除了外交部长的职务，并且也不参加重大决策。在当时，斯大林的接班人一旦成为新“领袖”，那么，他就不仅仅将统治苏联，而且还要顺理成章地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斯大林很清楚，如果他有朝一日去世（他越来越频繁地谈到自己的去世），之后的“集体领导”的力度，可能要比列宁去世后形成的“集体领导”更为逊色。
这时，国家领导人的继承性问题越来越迫切。1950年政治局正式的全体会议只召开了6次，1951年召开了5次，1952年召开了4次。斯大林去南方休养和治疗的时间一直在延长。1949年斯大林在南方几个别墅度过了3个月。1950年从8月初到12月底的5个月时间里，他没有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露过面。1951年他的“休假”从8月9日开始，直到1952年2月12日才结束，长达6个月的时间。
1952年6月，斯大林将召开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通知了战友们。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应该每3年举行1次。然而上次代表大会是在1939年3月召开的，所以斯大林的决定让党的其他领导人感到措手不及。党代会定于10月份召开。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没有就代表大会的组织安排问题及他是否亲自作报告而作过任何指示。很显然，斯大林亲自作长时间的工作总结报告将非常困难，但是对于党来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一任务将委托谁去执行。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斯大林是报告的作者，而将报告以书面的形式分发给各位代表。于是，斯大林开始着手准备这次代表大会，以便实施自己要从根本上更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计划。斯大林决定亲自完成自己的政治遗嘱。其首要目的是完整地存续斯大林的遗产。
10月5日，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宣布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开幕。关于大会第一天情况的报道是这样写的：“代表们长时间地鼓掌欢迎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忠实的战友们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安德烈耶夫、米高扬、柯西金在主席台就座。”这份名单的排名顺序符合当时各位政治局委员的相应级别。无论是大会代表，还是西方分析家都关注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这就是贝利亚从通常的第三位被移到了第五位。以前在政治局名单中，他总是紧随马林科夫之后，现在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超过了他。
还有一件事更耐人寻味：在选举新的、扩充的苏共中央（已经不是联共（布）委员会的时候，贝利亚的朋友梅尔库洛夫和杰卡诺佐夫都没能进入其中，而他们以前都是联共（布）中央委员。显然，贝利亚的政治命运已经到头了。新任克格勃首脑谢苗·伊格纳季耶夫不再听从贝利亚的指挥，而是直接向斯大林汇报工作。
新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有125名中央委员和111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于10月16日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选举执行机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取代了政治局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担任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请斯大林第一个讲话。出乎大家意料，斯大林的讲话长达一个半小时，他讲得清楚、严肃，没有讲稿，显然事先作了很充分的准备。这次会议既没有速记记录，也没有通常的笔记（或者它们后来都被销毁了）。现在只能根据与会者的回忆，重现斯大林讲话的要点。赫鲁晓夫、谢皮诺夫和在这次党代会上当选的苏共中央候补委员的作家西蒙诺夫，详细地回忆了这次讲话。
作家西蒙诺夫是这样描述的：“他讲话的重要内容（假如不是照原话逐字逐句，那么也是根据主要的思想内容）是：他老了，让别人继续干他所干的一切的时候已经到了，国际形势复杂，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是艰难的，在这场斗争中最危险的是动摇、恐惧、退却、投降。他希望不只是光说说而已，而是要灌输到与会者的头脑中去。
他认为没必要泛泛而谈勇敢或恐惧，坚韧和投降活动。他所谈的一切是具体针对现在正坐在这个大厅里，坐在他身后离他仅2米远的两位政治局委员，同时也具体针对其他一些人。
我不理解，为什么斯大林在最后一次参加中央全会的讲话中，偏偏选择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作为主要的怀疑对象。他显然是想败坏这两个人的名声，贬低其形象，以至于在他死后可能会成为重要历史性大人物的一些人失去荣耀的光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他为什么不希望莫洛托夫在他死后成为党和国家的第一人呢？要知道，他的讲话彻底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据谢皮诺夫证明，斯大林对伏罗希洛夫也表示过政治上的不信任。他同样将所有从国内战争时期，从1919年斯大林当选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时候开始与他在一起的人从可能的接班人名单中勾掉了。
为了破坏马林科夫的威信，斯大林采用了比较诡秘的伎俩。虽然马林科夫是党内第二号人物，但斯大林很清楚马林科夫的能力有限。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曾在小范围内这样谈论马林科夫：“他是一个文书，他能很快地写完批示，虽然不总是由他亲自写，但是却擅于把人组织起来。他干这个比别人干得快，干得好，不过，他不具备独立思考，独立提出建议的能力。”
斯大林在讲话中声称自己老了，身兼部长会议主席和总书记感到困难，他请求解除他的总书记的职务。担任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应该把斯大林的这一请求提交给大会讨论。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证实了正是斯大林的这个声明给马林科夫造成了怎样一种效果：“在马林科夫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怪异的表情——不是那种恐惧的表情，而是一个比所有其他人或者至少比很多人，更清楚地意识到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而其他人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的人所具有的表情：不能同意斯大林的这个请求，不能。他的脸，他的姿势，他的富有表现力的高举的双手是对所有与会者的一种直接的恳求。这时，已经从斯大林身后涌来一片声浪：“不行，请您留下！”，“请收回您的请求！”
大厅里对斯大林的请求的如此本能的、暴风雨般的反应，看来救了马林科夫。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当中央全会一致激昂地否决了斯大林关于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时，斯大林才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念起了他早先准备好的苏共中央新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这份由25名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名单，引起了大厅里如释重负和会议主席团里的惊慌不安。这份名单未经讨论就通过了。原先政治局委员中只有9人进入了新的主席团。安德烈耶夫被除名，没有解释原因。柯西金被降为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被留在名单上，所有的人都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切。苏共中央书记处也扩大了一倍。
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当全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在主席团里的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发生什么事了？谁制定了这份名单？斯大林本人不可能认识所有这些他刚刚任命的人。他不可能独自制定这份名单。我承认，我曾想过这是马林科夫准备的名单，但是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给我们。后来我问过他这件事，而他也感到惊奇：“我发誓，我跟这事绝对没有任何关系。斯大林甚至都没有问过我对主席团人选有什么建议或意见。”马林科夫的这番表白，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我无法想象贝利亚参与了这件事，因为新主席团中有些人是贝利亚永远也不会向斯大林推荐的。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与此事无关。布尔加宁对于这份名单同样一无所知……名单中的一些人是党内很少听说的，而且毫无疑问斯大林并不了解他们是些什么人。”
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还给中央主席团增设了一个很小的“主席团局”，这个机构不是苏联共产党党章所规定要设置的。斯大林的一些亲信进入了这个局，而且无论是大会总结报告，还是新闻报道都没有提及关于这个“局”的设置情况。
从原先的政治局进入新的中央主席团的有贝利亚、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斯大林、赫鲁晓夫和什维尔尼克，当选为新委员的是：安德里阿诺夫、阿里斯托夫、伊格纳季耶夫、科罗琴科、库兹涅佐夫、库西宁、马雷舍夫、梅利尼科夫、米哈伊洛夫、别尔乌辛、波诺马连科、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切斯诺科夫、什基里亚托夫等共15人。正是这些人当中的某个人，被斯大林视为自己最值得信赖的接班人，此人帮助斯大林制定了这份让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感到惊奇的名单。当时，1952年，斯大林亲信中的任何人都理解不了斯大林的选择。在这份名单中，找不出那个能毫不留情、毫不犹豫地把“斯大林近卫军”打发退休（最好的情形）的人。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谁才是斯大林去世之后30年里苏共的主要思想家、停止揭露“个人崇拜”运动的主要的斯大林主义者、苏联主要的保守分子和总新闻检察官，谁才能够（虽然不是立刻）实实在在地把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的整个“斯大林近卫军”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岗位上排挤出去，我们可以不太费力地从这份名单上找出斯大林决定重用的那个人的名字。斯大林在选择可靠的、毫不留情的、睿智的并受过良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同盟者和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这点上没犯错误。但他在评估自己健康状况及历史所能赋予他的时间这点上犯了错误。他预料生命还有几年，或许几个月，而实际上却只有几天或几周了。他所选中的继承人将能借助于自身素质，在未来的岁月里无须任何庇护而登上权力顶峰。即使他成不了党的领袖，也足够成为党的第一号红衣主教。
1945年秋天，第一次出现了关于斯大林的接班人问题，因为斯大林这时生了重病。其女儿斯韦特兰娜在回忆录中写到，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1945年8月。这时，美国的炸弹刚刚投向日本，苏军刚刚挺进中国的领土。“后来一次——她写到——我们很久才相见。父亲病了，而且病的时间很长，病得很重。多年战争造成的紧张和劳累以及年龄都反映出来了——要知道他已经是66岁的人了。”据历史档案刊登的斯大林访问者的日志来看，这年10月8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后来直到12月17日他都不在那儿。这年他没有去南方休养。据尤里·日丹诺夫告诉斯韦特兰娜，有好多天斯大林的病情非常糟糕，以至于他的父亲——政治局委员A·A·日丹诺夫几乎整天呆在克里姆林宫，等待着可能会把党和国家的临时领导权转交给他。
日丹诺夫确是斯大林亲自选定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当时他只有49岁，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当时，日丹诺夫负责联共（布）中央的意识形态部门工作，同时还担任很多其他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在政府系统，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接班人。战争之前，莫洛托夫就已经担任了多年的人民委员会主席。1945年，他成为斯大林在政府系统的第一副手并兼任外交人民委员。日丹诺夫是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一个保守分子，是从文化上实施将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完全隔绝政策的拥护者。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都是30年代斯大林恐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此，这场恐怖运动受害者的任何平反活动都对他们不利。1948年8月31日，日丹诺夫去世。他的去世改变了党和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
1948年底，根据贝利亚的报告，在轻工业部和社会组织里担任要职的莫洛托夫之妻被指控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有牵连而被开除出联共（布）。莫洛托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表决时弃权，拒绝谴责妻子并且没有接受斯大林提出的离婚建议。广大党员对此一无所知，因此莫洛托夫一如既往仍被认为是继斯大林之后的第二位领袖，但事实上已非如此，他的妻子热姆丘任娜于1949年被捕。
早在1947年就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H·A·沃兹涅先斯基被提拔为政府系统的第一号人物。除斯大林之外，马林科夫开始在联共（布）系统内发挥重要作用。沃兹涅先斯基在战争期间就表现出是一位杰出的工业组织者，他成为斯大林在国防委员会的副手。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是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44岁）。斯大林几次称之为自己在政府首脑位置上最合适的接班人。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正是这点使得沃兹涅先斯基成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诽谤、攻击的对象。1949年3月，沃兹涅先斯基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逐出政治局，同年10月被捕，1950年底被处决。

但如果认为清洗沃兹涅先斯基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发动的，那就太幼稚了。这类案件总是由斯大林本人发动的，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只是执行者。我推测，斯大林知道沃兹涅先斯基具有领导整个国家的现实机会和才能，并很受民众欢迎，除了予以清洗外，斯大林找不到其他能够使之失去这些机会的办法。斯大林很清楚，沃兹涅先斯基作为一个卓越的、独立的人是不会保持斯大林威望的。沃兹涅先斯基不是一个热衷于意识形态的人，他可能会致力于革新。主要的一点还在于他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镇压运动，双手没有沾过30年代大恐怖的鲜血。因此，他能够用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战前的各种镇压，并作出与官方正评价不一样的结论。斯大林不容许在自己死后留下一个可能重新审查苏联历史和联共（布）历史的人。

在沃兹涅先斯基被清洗的过程中，有一些很令人费解的细节。沃兹涅先斯基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后，等待被捕，等了7个多月。这是不寻常的。斯大林仍在犹豫。在失去了日丹诺夫并让莫洛托夫靠边站之后，斯大林显然不希望在自己去世之后把国家留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去控制。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在1949年9月从基辅召来了赫鲁晓夫，以便平衡马林科夫的权力。斯大林赦免了阿列克谢·柯西金（当时柯西金因“列宁格勒案件”成为主要被告之一）。一个杰出的组织者，而且没有政治野心，是位干才。可以把他培养成一个新的沃兹涅先斯基，不过，他缺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抱负，而斯大林需要一个比马林科夫更有才能、更有学识的人来作联共（布）的领导人，也就是说，党需要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机关工作人员来当领袖。斯大林在自己的圈子里寻找这样的人，这帮人被提拔全靠斯大林，也因为他们自身那种无论党把他们派到哪里，都能埋头苦干的才能。

正如赫鲁晓夫1956年在《秘密报告》中所试图证明的那样，对任何一个政治领袖崇拜的基础不仅仅只是恐怖手段和篡改历史。历史范围内的实际成就以及被称为“超凡”的罕见的个人心理素质一直是崇拜的必要因素。上世纪末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泊在政治著作中作用了“超凡性”这个术语，他认为法则和传统的威信与超凡人物的威信是有区别的。现在，“超凡领袖”这个术语已经大大被简化普及了。过去只承认那些能够激起群众崇拜和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的人才具有“超凡性”，比如马斯顿国王亚历山大、耶稣基督、穆罕默德、拿破仑、列宁。托洛茨基也是具有超凡能力的人。

但是，“伪超凡性”是存在的，“伪超凡性”与其说是由出类拔萃的智力和布道者的特殊表达才能造成，还不如说是由宣传和“超水平宣传”的力度造成的。在这种“超水平宣传”的帮助下树立了斯大林等人的超凡性。正是宣传，让广大人民相信他们具有所谓卓见和天才的能力。这些人的无限权力是建立在恐怖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对于那些徒有虚名的超凡领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拥有绝对可靠的人首先掌控暴力系统和庞大的宣传系统。因此，假如在暴力系统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的领导人只需要是一个不受道德规范制约和无原则的人（尽管不无组织才能），那么庞大的宣传机器的领导人就应当是领袖的一位忠实信徒、无限忠诚于领袖“学说”的思想家。斯大林的这种支柱，从1930年底开始是贝利亚和日丹诺夫。在日丹诺夫去世之后，对于斯大林来说，没有什么比找到一位新的“主要思想家”来得更为重要的任务了，这位新的“主要思想家”应当统领宣传鼓动系统。

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还在日丹诺夫生前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就是宣传鼓动部部长。在日丹诺夫去世之后，他就已经作为联共（布）中央书记领导联共（布）整个意识形态帝国了。1949～1952年，苏斯洛夫大大扩充了意识形态帝国。苏斯洛夫尽管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几年，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比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影响都要大。

1948年苏斯洛夫只有47岁。他于1921年加入联共（布），在20年代他专门接受教育，没有从事实际工作。他念完了工农速成中学，然后毕业于莫斯科T·B·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最后又结束了在红色教授经济学院的学习。此后，他在莫斯科大学和工业科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30年代初，苏斯洛夫开始在党的机关工作。1938年担任罗斯托夫州委书记，1939年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书记。这些职务保证了苏斯洛夫被选进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战争时期，苏斯洛夫担任北高加索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且在斯塔夫罗波尔区委参加了1943年将卡拉恰耶夫人（穆斯林）从斯塔夫罗波尔迁移出去的活动。1944年，根据政治局决定，苏斯洛夫担任了联共（布）中央主管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事务的负责人。其任务是将立陶宛“苏维埃化”并粉碎立陶宛主义者。整个波罗的海沿岸从德国军队手中解放出来之后，从1944年开始进行内战和反对苏军的游击战争。这一时期，苏斯洛夫不仅在立陶宛，而且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都被看做是斯大林的主要特使。他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且一切都是伴随着对社会各阶层大规模的镇压而开展的。
正是在这一时期，斯大林对苏斯洛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对其才能和忠诚作了相当客观的评价。苏斯洛夫在立陶宛工作到1946年2月底。此后两年，他执行了斯大林的秘密使命，1948年1月21日，苏斯洛夫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起草纪念列宁逝世24周年的报告的殊荣。俄罗斯和西方出版的两本最详细的苏斯洛夫自传，没有关于1946年至1948年苏斯洛夫在干什么的任何实际资料。

正是在这一时期，苏斯洛夫成为苏联问题专家和西方情报机构关注的对象。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部门及美国“自由之声”广播电台驻慕尼黑分站，分析研究了苏联报刊每一次提及苏斯洛夫名字时的上下文以及他在各种庆祝活动的照片上所处的位置。当时，按照级别他排名第18位。1947年，通过分析6月21日刊登的出席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苏联领袖们的照片，苏斯洛夫的排名已被移至第12位。众所周知，苏斯洛夫于1946年3月被选进联共（布）中央组织局，这一时期组织局由15人组成。因此，这时苏斯洛夫不是联共（布）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编制内成员，而是联共（布）中央一般部门编制内成员。

西方情报机关之所以对苏斯洛夫抱有如此大的兴趣，是因为西方分析家根据间接的资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立陶宛之后，苏斯洛夫成为执行斯大林要将某一主要东欧国家（可能是匈牙利或者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苏维埃化这一任务的密使。正是在这一时期，东欧发生了从多党制向一党制、向“苏维埃的”管理模式的暴力过渡，苏斯洛夫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经验大派用场。这项工作主要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所以任何一位为公众所熟悉的政治局委员都不能担当此任。苏斯洛夫还参预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
1947年年中之前，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是T·亚历山德罗夫，他听命于日丹诺夫。1947年夏天，亚历山德罗夫因为“道德败坏”而被解除职务。在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中，谢皮诺夫介绍说，在1947年9月，日丹诺夫召见了他并推荐他担任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这时，日丹诺夫说：“打算由苏斯洛夫担任部长，但是他将被抽调去执行其他任务，因此实际上所有的事务都得交给您。”关于苏斯洛夫的这些“其他任务”的性质，无论是日丹诺夫，还是谢皮洛夫都没有提及。根据间接资料，我们知道，苏斯洛夫在这一时期试图调解刚刚爆发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
苏斯洛夫完全投身于意识形态工作，只是在日丹诺夫去世之后。在成为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唯一的中央书记之后，苏斯洛夫明显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在战争时期由政治局委员A·C·谢巴科夫领导的红军政治部也转归他领导。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的关系以及新闻检查的所有领域，都进入了苏斯洛夫的势力范围。整个教育、文化、报刊、出版、广播、电视，甚至历史都受他的控制。苏斯洛夫是“冷战”的总指挥。虽然他对国家生活的影响要比诸如A·A·安德烈耶夫、K·E·伏罗希洛夫或者M·卡冈诺维奇这些政治局委员的影响大得多，但是苏斯洛夫甚至连政治局候补委员都算不上。审时度势，苏斯洛夫认为权力和影响要比外在的头衔和荣誉更实在。

在政治局之外，他拥有很大的稳定性。在争取实际权力的斗争中，他在政治局拥有强大的盟友——斯大林本人。一个政治局里有两位思想家似乎有些拥挤。但是当老思想家斯大林清楚自己的时日快差不多的时候，他准备将自己的位置让给年轻的思想家。

斯大林去世之后，苏斯洛夫留在苏共中央机关自己的主要职位上。1956年正是苏斯洛夫作为苏共中央的政治代表前往匈牙利，建立新的政治领导体制，恢复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强化武装干涉。在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的冲突中，苏斯洛夫支持赫鲁晓夫，因为他个人崇拜的报告，远非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报告正是苏斯洛夫于1964年10月做的。这个报告是当着赫鲁晓夫的面，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作的。

在赫鲁晓夫被罢黜之后，对斯大林的批评实际上停止了。苏联帝国主要依靠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国家重新开始发展壮大。苏斯洛夫衰老了并于1982年初去世。其葬礼的规格以前只有斯大林享受过。1982年1月，在苏斯洛夫逝世后，已是垂暮之年的勃列日涅夫亲自在苏老的追悼会上讲话，称：“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整个有觉悟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在全心全意地为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服务。”

勃烈日涅夫，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的人，非常清楚谁才是斯大林去世后的影子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个行列的第五位是苏斯洛夫，而且他没有给自己留下继承者。

МИХАИЛ АНДРЕЕВИЧ СУСЛОВ(1902-1982)

创作知识界对人民所负的崇高责任 ——米·安·苏斯洛夫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同苏联创作知识界的代表会见时的讲话
(1960年7月17日)

亲爱的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向聚会在这里的我国光荣的知识界——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代表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们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为了最充分地发挥人—劳动者的一切才干和天赋而建设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一切工作的目的都在于此。我们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在努力。知识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它在争取实现共产主义建设这一伟大任务的基础上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明显地体现了苏维埃社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空前的团结一致，这种团结一致，现在连我们最无耻的敌人也无法否认了。 共产党把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看成党在思想斗争、教育新人以及党的各项工作中的忠实朋友和可靠助手。

对任何一个苏联科学家和文化工作者来说，再没有比认识到他正在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帮助党和人民去实现最正义、最人道的社会——共产主义——这一朝夕思慕的理想更光荣更愉快的事情了。

愉快而热情地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给艺术家和科学家充分发挥他们才干和天赋的真正自由创作开辟了无限的可能性。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我们是在我国生活中有重要意义的时候进行友好会见的。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们同我们一起，为苏联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卓越成就，为我们祖国威力的强大而欢欣鼓舞。苏维埃国家的威望和荣誉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高过。

我国英雄人民热气腾腾的创造性活动，他们高昂旺盛的精力和主动精神特别使我们感到高兴。刚刚结束的、有社会主义工业和科学界先进人士参加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是这方面的一个光辉范例。

苏共中央全会拟定的在生产中广泛采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的措施，对解决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历史任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想谈谈我国的科学，因为它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正在与日俱增。科学上取得的成就为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保证了技术的飞速进步，并且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高涨开辟了崭新的前景。科学在教育苏联人民——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这项工作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社会主义为我们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为每个苏联人的创造性劳动开辟了资本主义制度永远望尘莫及的广阔前景。人民为科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的劳动创造了最优越的条件，因为发展科学技术对人民本身也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我们高兴地看到，苏联科学家正在光荣地履行着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职责。

苏联人首先和平利用原子能，研究掌握热核能，实现人类世世代代的幻想——征服宇宙空间。苏联科学家的发明促进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军事威力的增长，它现在已经拥有最现代化最新型的武器，并且完全能够捍卫自己的荣誉和独立 ，制止帝国主义者的任何侵略企图。全体苏联人民向他们自己卓越的科学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向我国的科学提出了重大的任务。我们正在为理论研究、为发展能够保证实现工业发展总路线——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技术科学创造着最优越的条件。生产自动化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人们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化学部门的研究工作和工业生产使我们能够制造出许多新材料，这些材料将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生物学和化学所取得的成就将为进一步发展农业和医学服务，并将有助于解决苏联人的保健和长寿问题。

我们深信，我们光荣的科学家们会顺利地解决这些任务。

听听我们祖国的脉搏吧。从各处传来了一个比一个更令人振奋的消息。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到处在为提前实现七年计划的任务而英勇地奋斗。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正在日益普遍地确立起来，它是加速我国向共产主义迈进的一个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一年前我们谈的还只是个别的共产主义劳动工作队，而现在许多车间和企业都在争取获得共产主义劳动集体这一崇高称号。

仔细阅读一下完成七年计划第二年上半年计划的数字，你们就可以看到，通过完成和超额完成的那些百分比，通过列在这些报表内的各项经济增长的数字，就呈现出一幅我们取得卓越胜利的图景。

我们制定我们的计划所根据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所拥有的巨大潜力、日益增强的创造性主动精神以及层出不穷的发明和合理化建议，这一切使我们有可能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

你们知道，列宁是何等愤怒地讲到资本主义践踏和摧残人民的才能。在我们的时代，人的个性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发展，并且为充分显示天才和才干创造了各种条件。我国劳动人民非常清楚，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给他们开辟了生活更加愉快幸福的前景。苏联令人鼓舞的榜样向世界各国人民指出了通往幸福和自由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势力，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者，在各国人民要求的压力之下，曾作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若干步骤，但最近它重又走上挑衅的道路，恢复“冷战”和加剧紧张局势。

但是决不能使历史倒退。有关我国的重大真实情况和我国的爱好和平政策，在各国人民中间是掩盖不住的。挑衅者和侵略者现在正在全人类面前暴露出自己丑恶的本质，并且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

我们的政策是明确和可以理解的：它的目的是加强和平事业，因为创造幸福生活的人民是关心和平的，是关心始终不渝和诚心诚意地捍卫和平政策的。

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我们的出发点是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学说（注3），以及世界舞台上力量的现实对比。我们断言，在我们的时代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现在有防止战争的现实可能性，我们所依靠的是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不断增长的物质威力和道义上的崇高威望。

但是，战争虽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战争的危险却还是存在着。因此，第一，必须警惕和进一步加强中央委员会和政府所一贯重视的国防，第二，必须始终如一地和不倦地为和平而斗争，和平不能乞求，而必须靠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去争取。在这件事情上，需要坚强、果敢、始终不渝地揭露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阴谋诡计。

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应起重大的作用。应该更勇敢、更积极、更富于战斗性地揭露侵略者和复仇分子。应该向各国人民更鲜明地指出争取和平的胜利斗争的前景，这种前景同反动的资产阶级艺术竭力企图传播的消极、无望、宿命论等情绪是不相容的。

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要求解决两个历史任务：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教育新人——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人。社会主义把人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奴役、从对明天的恐惧、从为一小块面包担心中解放出来，就为群众的真正创造力开辟了无限的可能性，因为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够真正创造性地敢作敢为。我们愈接近共产主义，每个劳动者就愈有发挥自己的才干和天赋的可能性。

在教育共产主义社会的人这一伟大事业中，我们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担负着巨大而光荣的任务。最近在我国文化生活中，在科学、文学和艺术方面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创作出来的许多作品都表明作家、艺术家、苏联电影和戏剧工作者正确地领会到自己的任务，力求在艺术形象中体现出我们同时代人的精神面貌和我们这个英雄时代的特征。苏联文学和艺术的任务是召唤每个人成为创造者和建设者，培养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即为社会的福利愉快地劳动，并将自己的能力、天赋和才干贡献给这个事业的意愿。

但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为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技巧、为创造真正伟大的共产主义艺术而斗争。苏联艺术家的本领首先表现在对人民生活的深刻理解。苏联艺术家应当具有灵敏的耳朵、锐利的眼睛和一颗为生活中一切新事物而敞开着的火热的心。

人们的审美兴趣和对文艺作品的要求，随着他们的文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提高。苏联人需要具有伟大的思想和感情、崇高的志向和高超的技巧的艺术，需要能够触动整个心灵、培育共产主义道德和崇高感情的艺术。

因此，我今天想谈谈关于对才能的爱护和尊重，强调指出艺术批评在这方面的作用。批评应该严格而富有原则性，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亲朋好友和一部分人的意见出发。但批评应该是关怀亲切的，应该清楚地理解艺术家所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善于看到艺术家的成绩并为此高兴。除了批评不好的东西，还必须支持文学和艺术中一切好的东西。批评家有时候对作家的作品进行不公正的和使作家委曲的斥责，一笔抹杀艺术家的巨大创造性劳动，这种情形是不能允许的。特别不能容忍批评家从有偏见的、主观的和实质上是艺术至上的观点出发来进行评价。这样的批评对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没有好处。

特别重要的是要着重指出，必须亲切关怀同时又有原则地对待艺术家的现代生活题材作品。非常清楚，艺术家在这方面有着许多特殊的困难。为了正确地和用艺术手法刻画生活中和人物性格中新的东西，必须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非常敏感。在这方面可能不是一下子就得到完全成功。但是，假如作家敏锐地洞察出生活中重要的新的现象，假如在他的作品中有着成功的形象，那么，批评家就没有权利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他的作品，而应该亲切关怀地分析作品，从而帮助作家。我希望正确地了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说可以由于题材而打折扣，可以降低批评的标准，也不是说要降低美学的尺度和放松对作家的严格要求。我是说，当一个作家创作关于

我们现代生活的作品，写了一部巨大而复杂的著作，评论时不允许抱有怀疑态度和百般挑剔。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聚集着多民族的苏维埃艺术的代表们，我想说一说各个社会主义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胜利发展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们的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就使每一个社会主义民族的文化和艺术中一切真正人民性的、进步的东西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扬。只是必须正确理解民族传统。认为民族传统只是区别一个民族的文化同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东西，或者只是同人民的过去、同他们的历史、同反映人民在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下的困苦生活有联系的东西，

那就不正确了。必须更敏锐地看到并支持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各民族的相互关系中所形成的新的传统和共同特征。在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必须全力支持并发展我国各族人民生活中新的、共产主义的、不断成长的东西。

今天苏联文学和艺术的任务是：动员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用我们宏伟的任务去吸引他们，揭示我们为人，为人的幸福，为世界上最正义、最美好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和工作的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

参加这一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和实现人类最光辉的理想，这是最大的幸福和快乐。请允许我祝愿我国的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在为共产主义在我国完全胜利而进行的崇高的创造性劳动中获得新的巨大成就!

注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译自苏联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72年9月俄文版。书中收录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米·安·苏斯洛夫1941年9月至1972年6月三十多年间公开发表的讲话、报告和文章共五十三篇，内容涉及党、政、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国际问题等方面。

注2：1972年俄文本编者（应为苏斯洛夫本人）删去了讲话中的两小节文字，其中一节是颂扬赫鲁晓夫，另一节则谈到“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总统访日”、苏联击落美国间谍飞机等等。
注3：“...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学说”似指布列斯特和约，苏斯洛夫拿来作为苏共国际关系学说的一个论据。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能否和平共处？这曾经是中苏两党大论战的中心问题之一。苏共认为二者可以和平共处，而毛泽东和 中 共认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