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开铁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第一篇: 掀开铁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与赫鲁晓夫对话-- 作者：假如您在1956年没有采取那次极端的、今人措手不及的方式对斯大林发起突然袭击，那么，社会主义理想是否能免于一次致命的伤害？赫鲁晓夫：社会主义被斯大林所埋葬已是事实，我只不过宣布了这个事实。作者：可您的宣告却是那么彻底地破坏了共产世界的秩序，给半个世界造成了至今还未消除的信仰危机。赫鲁晓夫：必须动摇对斯大林的迷信，必须动摇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信仰，这正是我后半生所致力的事业。为此，我才敢于正视和承认那种对我们每个共产党人来说都是痛苦的，难以承认的罪行。作者：您是一位有魄力的政治家，自从您用自己的皮鞋敲打过联合国的讲台之后，就没有人怀疑过这一点。我只是想问，面对着历史的挑战，面对着整个制度的反抗，您有没有感到过个人的魄力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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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可我将做下去--我枪毙了警察统治的象征贝利亚，我揭露了斯大林对人民和社会主义所犯下的罪行，我将斯大林的水晶棺搬出了列宁墓…… 作者：是的，你把苏维埃社会从政治恐怖下解放出来，历史将记住您的壮举。然而，您用水泥浆覆盖了斯大林的水晶棺，却未能覆灭斯大林的官僚制；您结束了个人迷信和政治恐怖在俄国的统治，却未能结束斯大林时代。因此，西方把您掌权的时期称为"没有恐怖和过激行为的斯大林主义时代"。赫鲁晓夫：我做过了--以一个政治家的责任和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良心去做了。这就够了，我不在乎人们怎么看，何况是西方的看法。作者；东方也说过，说您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说您只会破坏而不会建立一种新的民主社会主义来取代您谴责过的制度。这是遗憾，历史只承认能建设的人。

赫鲁晓夫：我建立了重建社会主义的希望。作者：……
一赫鲁晓夫必须对斯大林的传统政治结构进行反叛才能获得权力；而只有获得了权力才能进行反叛。把赫鲁晓夫列入改革家的行列，肯定会有争议，何况把他放在第一位。这会激怒舆论的。人们会提出最早的铁托和最近的邓小平，然而，我们并不按成就大小和时间顺序排列，无论如何，在林鲁晓夫成功与不成功、有意或无意的改革实践中，毕竟有许多我们不应忘记的东西。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象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面临的问题还不是如何整顿和改革斯大林所遗留下来的庞大帝国，他首先需要的是权力。他必须对所大林的传统政治结构进行反叛才能获得权力；而只有获得了权力他才能进行反叛。赫鲁晓夫无法以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继承人的身份取得权力，因为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在以上两种资格上都是超过他的。在上述几位元老中，贝利亚危险最大--他长期担任内政部和安全部负责人，控制着情报机关和秘密警察；他的情报人员渗透并控制着相当一部分军队……他是斯大林进行极权统治的头号工具；西方甚至把贝利亚称为"斯大林的另一个我"。 1953车3月5日斯大林去世，贝利亚是扶灵人之一。对贝利亚的处决很富有戏剧性。它表明在那个时代，凌驾于法律和党章之上的最高领导人，在秘密警察的权力面前，是显得多么的软弱和无可奈何。在涉及到对一位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撤职和枪决这样的大事，法律和组织手段竟然完全无效。赫鲁晓夫同他的临时盟友布尔加宁、朱可夫、马林科夫决定先发制人，向贝利亚发动突然袭击。克里姆林宫内有一支庞大的、效忠于贝利亚的武装警卫，而莫斯科军区中又没有可以信赖的集团。于是他们从乌拉尔调来两个近卫师，并把扣压贝利亚的任务交给朱可夫元帅和空军司令莫斯卡连科。这个反贝利亚的政治联盟，居然有11个元帅和将军。贝利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逮捕的。开会了，马林科夫突然宣布"我们现在讨论贝利亚的问题"。贝利亚当时坐在赫鲁晓夫右边，听到这话后吃了一惊，他抓住赫鲁晓夫的手，以一种受惊的表情问道："尼基塔，这是怎么回事呀？你们在嘀咕些什么呀？" 赫鲁晓夫说，"注意听吧，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接着，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谴责贝利亚利用保安机构，企图为自己夺取政权，反对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会议按事先的安排一个接一个发官，不让贝利亚有喘息的机会。可是到了需要形成决议时，问题出现了。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描写了这个场面：最后一个发言后，会议出现了悬而未决的情况，会议有长时间的停顿。我看情况不妙，就向马林科夫要求发言，以便提一项建议。我建议中央主席团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及内政部长以及他担任的一切其他政府职务。马林科夫仍处于一种惊慌状态。据我回忆，他当时甚至没有将我的提议附诸表决，就按了一下秘密按钮。这就是对等候在隔壁房间里的将军们发出了信号。朱可夫第一个走进会场，然后是莫斯卡连科及其他人。马林科夫以一种微弱的声音向朱可夫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求你们把贝利亚关进监牢，以待调查对他的控诉。" 朱可夫说："举起手来！"并拔出手枪以防贝利亚反抗。贝利亚的确伸手去拿公文包，我抓住了他的手臂。据说贝利亚是立即被处决的。而对他审判处决的消息则在半年后的1953年12月27日宣布的。公布的罪行主要是"将内政部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以及是"祖国的叛徒和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根据特别法律，不准被告出席辩护，不准要求延期执行死刑，经缺席审判后，立即处死。贝利亚的6个同党也被枪决。

赫鲁晓夫以处决贝利亚拉开了向斯大林帝国斗争的序幕。赫鲁晓夫反对以暴力进行政治清洗，谴责斯大林违反社会主义法制、诛伐政治异己，他自己却以同样的手段开始了他的改革家生涯；或许，我们难以责备赫鲁晓夫，因为在法制荡然无存的情况下，他无法依靠社会主义法制来消除违反法制的罪行；而贝利亚这个人确实该杀。在当时的苏联，人们无论提到谁的名字，都不会象提到贝利亚的名字那样怀着刻骨仇恨和无比憎恶。苏联人将他与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头子、刽子手希姆莱相提并论，把他俩描写成阴险毒辣、残酷无耻的化身，并从他们的鹰钩鼻上的夹鼻眼镜，看到了这两个人在相貌上的相似。斯大林的女儿继·阿利卢耶娃曾经说贝利亚是巧言令色的侍臣中一个杰出的现代标本（这个比方，实质上是把她父亲放到了帝王的位置上）。说在贝利亚身上"体现了东方的背信弃义、谄媚逢迎和弄虚作假"。当阿利卢耶娃被马林科夫召到斯大林身边，向父亲临终告别时，她看到房间里有许多人都踮着脚走来走去，大气都不敢出，人人都被即将发生的事吓坏了，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这时，她看到了贝利亚。斯大林女儿写道：只有一个人举止是很失态的，那就是贝利亚。他非常激动，他那张即使在最好时刻也使人厌恶的脸，此时被强烈的情欲--野心、残暴、狡猾、对权力无止境的贪婪--扭曲了。在这灾难时刻，他竭力保持应有的平衡--狡猾但又不是太狡猾。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他脸上。他走向病榻，久久注视着垂死者的脸。我父亲时时睁开眼睛，到了这种时候，他还在急于使我父亲相信他是一切人中最忠心耿耿的，一如他曾不遗余力地扮成忠诚的样子。不幸的是，他过去很成功，而且他的成功为时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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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克里姆林宫的脑子代替斯大林的脑子来对2亿人进行统治，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它的结果是数百万囚徒重返了家园，人民开始过另一种生活，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除掉贝利亚后，赫鲁晓夫和他的临时盟友可以舒一口气了。他们暂时不用担心在他们中间会又出现一个新的斯大林。他们达成了集体领导的协议，希望用集体智慧代替个人迷信，用克里姆林宫的脑子代替斯大林的脑子来对2亿人的命运进行思考。就象15世纪，历史上以荒淫残暴著称的教皇、亚力山大六世博尔贾死后，他的红衣主教们聚集一堂，直布他们为"集体教皇"。那种令人颤栗的、陪伴暴君的余悸使他们胆怯。然而，他们害怕的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会成为新的暴君，却并不拒绝权力；相反，经过了专制统治的人，都明白权力意味着什么，他们已经不相信除了个人的绝对权力外，还有什么其他手段可以用来达到目的--无论是谋取个人特权，还是为了改善对人民的统治。这种对权力既恐怖又迷恋的心理，在当时的赫鲁晓夫身上肯定是存在的。我们难以肯定的只是他到底是要取得权力去进行改革呢，还是仅仅以非斯大林化为途径而获取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过，至少在客观上，这两者是互为目的的：赫鲁晓夫登上了教皇之一的宝座；同时也为斯大林式的极权统治敲响了丧种，为几十年来艰难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拉开了序幕。赫鲁晓夫要向斯大林留下的帝国挑战了。他的第一个战役，便是我们开始提到的1956年2月24日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紧接着，大规模的平反开始了。释放了几乎全部政治犯，为1935－1955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亲自下达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个早一些获得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达所有的集中营。他们仔细地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看申诉书，和犯人谈话，然后宣布释放。到1956年8月，全苏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死后得到了平反，数百万囚犯重返了家园。这是赫鲁晓夫全面改革的前奏，它对国内的影响，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赫鲁晓夫是共产世界的一位有争议的伟大人物，对他的是非功过的评价十分困难．但没有人能否认他在控诉专制暴行和医治历史创伤方面的成绩。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却没有清除历史的罪恶。除了对斯大林的谴责和贝利亚的处决，赫鲁晓夫没有进一步追究政治责任，更没有从制度中去寻找造成这种政治恐怖的根源。他未能认识到斯大林的真正权力是通过秘密警察行使的。几十年来，警察恐怖已经在政治上粉碎了无产阶级、消灭了它的先进骨干；最后，秘密警察控制着党、政府、军队直至社会各领域，甚至连最高领导的政治生涯和家庭生活都摆脱不了秘密警察的控制。在苏联，从30年代起，政府主要官员以及他们的所有家属的生活费都是由国家支付的，而且标准早已远远超出了列宁当年所规定的、苏维埃政权的官员的收入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工资的规定--他们的家庭开支、汽车、别墅和大量的服务人员都是无限制地由国家资金开销。问题就出在大量的家庭服务员身上。

按斯大林亲自批准的制度，领导人家里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国家公安部雇员。斯大林的女儿说这些工作人员给他们家造成一种"官式的、甚至是准军事的气氛"，使他的家庭生话"受到秘密警察命令的支配"。她说，这种情况在政府的主要成员、至少是政治局成员的家里都存在着。这些家庭由政府官员来经管，而"这些人员夜以继日地严密监视着他们的主人"。这些隶属于警察部队的工作人员，在各个领导人周围形成一个特殊品种的"宫廷"，无形中成为凌驾于他们主人之上的主宰力量。从1919年就跟在场大林身边的一个警卫员尼可拉·符拉西克，目不识丁，粗鲁不文，最后竟然成了一个在幕后操作大权的人--没有他的批准，苏联大剧院的盛大演出居然得不到允许；他甚至向文艺界的著名人士发出关于电影、歌剧、小说，甚至正在建筑中的一些建筑造型的"忠告"或指令。赫鲁晓夫没有从制度上消除除控制了社会的、无孔不久的秘密警察机构，但至少在除掉贝利亚之后，秘密警察对党和军队的控制削弱了，而在大规模的平反运动中看到了野蛮的政治恐怖后，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使秘密警察不敢越轨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同样，在处决贝利亚和大规模平反之后，"人们才开始过另一种生活，才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 对普通老百姓是如此，对政府委员也是如此。" 专制统治需要秘密警察，而警察力量最终将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连统治者自身也难以逃脱秘密警察的控制。这是被所有专制国家的历史证明了的。

三 1957年6月，党章地一次战胜了长官意志，100多人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战胜了11人的主席团…… 1956年，对个人迷信及大规模政治恐怖的清算，在苏联国内和东欧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匈牙利、波兰，甚至因为对斯大林及其在东欧的追随者的清算，而造成重大的社会动乱。这些，都给赫鲁晓夫的政敌--苏联最上层的斯大林分子以攻击的借口。他们把东欧动乱的责任推到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政策的执行上，认为给了人民太多的民主才产生了来自下层的政治压力。赫鲁晓夫的地位变得虚弱了。在"匈牙利事件"前后半年的时间内，鲁晓夫保持着沉默。在一些公开场合，他都一再宣称，表明自己是一个比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还要坚定的斯大林分子。对于一位政治家，我们或许应该原谅他的这种战略性撤退。到1957年，赫鲁晓夫打破了沉默，从防御转人进攻。几个月前，赫鲁晓夫曾提出对经济管理实行权力下放的计划。这是赫鲁晓夫最早的改革设计之一。这项改革措施为赫鲁晓夫在上层官僚中树立了新的反对者，因为对经济实行权力下放威胁到他们的利益。马林科夫、莫格托夫联盟利用了这些反对情绪，决定给赫鲁晓夫一个决定性打击。这场斗争同样是戏剧性的。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几次关键时刻--1953年处决贝利亚，1956年"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以及这一次、1957年6月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斗争都充满了戏剧性。赫鲁晓夫身上很少循规蹈矩、因循守旧、不露声色、老谋深算的官僚特征，他更象一位个性鲜明，善于即兴发挥的艺术家。所以，在他政治生涯的几次生死攸关的时刻，留下的往往不是枯燥乏味的历史思考，而是趣味盎然的戏剧情节。 1957年6月17日中午，布尔加宁从克里姆林宫往赫鲁晓夫家里打电话，说要紧急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说应该与往常一样，预定主席团会议时间，他看不出为什么要在现在召开…… 两人争执起来。布尔加宁："我们要求召开。" 赫鲁晓夫："’我们’是谁？" 布尔加宁："在这里吃午饭的一些人。" 赫鲁晓夫："根据党章和主席团惯例，不存在任何’中央委员会进午餐集团’！" 然而，布尔加宁的要求仍很坚决，于是赫鲁晓夫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赫鲁晓夫遇到了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和米高扬。除了苏斯洛夫、萨布洛夫、基里钦科等三人不在莫斯科，这是整个主席团。赫鲁晓夫仍然坚持刚才在电话里的态度。冲突立即就尖锐起来。赫鲁晓夫坚持，这天不能开会，因为他要在今天接见一个匈牙利记者代表团，然后接见一名日本记者，这是事先已经安排好了的。于是所有的人便质问赫鲁晓夫：为什么他一个人接见匈牙利人，要去大家也可以去。赫鲁晓夫回答说："可以，大家都去，如果主席团这么决定的话。只是整个主席团接见一个记者代表团是不正常的。" 赫鲁晓夫的意见没有起到作用。主席团果然作出决定：全都去，包括主席团候补委员在内。可以想象得出匈牙利记者们被这种超规格的待遇弄得目瞪口呆、受宠若惊的样子。 6月18日，主席团会议召开了，由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谴责赫鲁晓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全国各地走动，插手对外政策；指责他发起在"牛奶、肉类和黄油的人均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运动。说这是冒进，是为了在国内外出风头。马林科夫一派现在占了绝对优势，他们提议莫洛托夫为党的第一书记、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而赫鲁晓夫应该辞职。赫鲁晓夫方面只有米高扬一人支持，处于2对6的劣势。后来，最初缺席的苏斯洛夫等3人赶到，形成4比7，情况并未根本逆转.。赫鲁晓夫的策略是，竭力干扰主席团作出决议，以便争取时间，动员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的策略成功了。会议继续进行，赫鲁晓夫的几个支持者--没有表决权却有发言权的主席团候补委员--朱可夫、勃列日涅夫、福尔采娃纷纷发言支持赫鲁晓夫。后来当了赫鲁晓夫的文化部长的福尔采娃作了一篇长达6小时的发言，以拖延时间；同时，赫鲁晓夫动员了以科涅夫元帅为首的20名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前来要求出席主席团会议。这批人在主席团会议室等着，而主席团里的斯大林主义多数派则攻击赫鲁晓夫，说这是施加压力，是分裂党。当时，老资格的伏罗希洛夫激动起来，他咆哮说："你们还可把坦克调来！" 赫鲁晓夫以布尔什维克早期的传统来回答：那时，每一位中央委员都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他质问："你们为什么害怕中央委员？" 朱可夫元帅的回答更干脆，他说："坦克是听我朱可夫的命令调动的，可现在在门外的是中央委员，而不是坦克！" 朱可夫没有调动坦克，可他却调动了国防部的喷气式飞机将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空运到莫斯科。朱可夫元帅又一次证明了他是祖国的救星，证明了军队在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又来了30名中央委员。但马林科夫等人仍然反对让这些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他们决定由布尔加宁出去向中央委员解释；赫鲁晓夫不同意，他要求与布尔加宁一起去。布尔加宁没有让中央委员们满意。接着赫鲁晓夫讲了话，他讲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委员会唯一有资格做出重大决定的机构，是最高权力机关！事情拖延下来，变得对赫鲁晓夫有利了。在以后继续进行的4天会议中，主席团收到了83名中央委员发出的一项书面要求--他们要求的不再是主席团接见他们，而是要求主席团到他们那里去报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事到如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联盟只好同意召开中央全会，并准备为在全会上争得多数而斗争。这次全会一直开到6月29日。会上有60人发言，150人送条子要求发言，这是一次真正的中央全会。这次全会的结果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被宣布为"反党集团"。 1957年6月29日，斯大林时代在莫斯科无可挽回地结束了。党章第一次战胜了长官意志，130人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战胜了11人的党中央主席团。

赫鲁晓夫越过主席团直接向100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求援，强化了这一组织的参政意识和权威性。这毕竟是斯大林之后苏联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这种从下面谋求理解和支持的做法能扩大到全体党员和全社会，那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然，在1957年，党的领导人从下面获取支持的行为也仅仅到中央委员会为止，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全党和人民这个因素是不存在的。这是历史的限度。谁如果试图跨越这个界限，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将受到惩罚。这一点被朱可夫元帅的免职证明了。尽管朱可夫是赫鲁晓夫的盟友，尽管他在1953年处决贝利亚和1957年6月除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因他具有超越上述界限的可能而被解职了。离6月胜利仅仅4个月后的1957年10月，朱可夫被撤职了--撤职的理由是，在六月事件时期，他曾对一些人说，必要时，他朱可夫要号召军队和人民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算账！他可以利用军队和人民反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也同样可以利用军队和人民反对赫鲁晓夫，问题就出在这儿！赫鲁晓夫兼任了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斯大林逝世后，第一个握有对党和国家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很少有人指责赫鲁晓夫竟然成了他所反对过的独裁者，那时，无论在党的上层，还是在人民中都没有考虑过运用民主政治来进行统治、或进行改革。用好的暴力反对恶的暴力；用为人民的极权来反对为个人的极权；甚至用清洗镇压来反对清洗镇压。那时，人们尚把斯大林现象看成个人问题，还不能对他们所看到的罪恶进行历史和制度的批判。托洛茨基在1904年曾经预见到的那种情况，"党的组织取代了党本身，中央委员会又取代了党组织；最后，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时代已成为事实，所以在5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斯大林的去世和他的继承人下台便意味着制度的改变。在六月事件之后，失败了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的成员卡冈诺维奇曾从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打电话给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哭泣着对赫鲁晓夫说，他希望赫鲁晓夫曾大力谴责过的清洗、镇压、蹲监狱、枪毙不致于重演。赫鲁晓夫回答冈诺维奇，之所以把他们清洗出中央委员会，正是为了避免重演这样的历史。撤换了人便可以避免过去的灾难。赫鲁晓夫也是这么认识的。当然，手段毕竟是有变化的--斯大林把不同意官方政策的人从肉体上消灭，这种做法除了对贝利亚，再没有使用过；1957年6月，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集团进行了整整12天的辩论，并且还把他们留在了党内。这毕竟是赫鲁晓夫对党的上层民主改革方面做出的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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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赫鲁晓夫将人为了革命，还原为革命为了人--尽管革命为人提供的还仅仅是"土豆烧牛肉"…… 在1956年，人民对赫鲁晓夫充满了敬意，因为他掀开了历史的铁幕，声讨了隐藏于其中的罪恶，并以令人敬佩的魄力医治了历史留下的创伤。现在，1957年，对他的敬意变成了希望--希望他能用已经获用的权力，给他们营造一个没有秘密警察、没有集中营、没有消费品极度匮乏的理想社会。因为这些希望，人们不责备赫鲁晓夫又把集体领导还原为个人统治；相反，人民祝愿这位谴责过暴君专制的君主，能有更多的权力来进行改革。人民的希望，是对政治家最大的支持，它可以在一瞬间把一位政治家推到事业的顶峰。所以，很少有政治家能面对着这股力量而不动心；然而它也是最危险的武器，它伤害和覆灭了许多使用它的政治家。 1957年，赫鲁晓夫就面临着同样的机会和危险。赫鲁晓夫不愿意让人民失望，他要用幸福的许诺来偿还人民的希望和支持。政治许诺象是政治家与人民签订的一份合同：人民给予政治支持；政治家给予幸福和富裕。但如果政治家不能在短期内实现合同、迅速交货，那么这份合同书极可能变成一把两边有刃的刀子。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原动力，但这些美好的未来，遥远得犹如宗教里的天堂、来世。而现在赫鲁晓夫却许诺要在短期内实现。他想兑现合同-- 赫鲁晓夫首先宣布要7年内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然后他开始用最绚丽的色彩给他的人民绘制共产主义图景。以下是赫鲁晓夫当政的50年代末期的设计：在即将来临的这个社会里，分工将被取消，人们可以自由发展个人才能并根据个爱好选择职业；按需分配原则将实现--从1975年起免费供应午餐，1980年起一日三餐免费吃饭；一年四季免费供应衣服；那时将实行社会自治，国家从而失去存在的必要性；最令人头痛的住房问题将得到解决，人们将住进"公社宫"。每座"公社宫"的面积达4万平方米，居住2000到2500人。"公社宫"是人间天堂。它的底层是各种服务行业。由于那时已不需要货币，供求双方不再存在买卖关系。所谓服务行业，只是将人们需要的一切物品放生在一楼，供楼上的居民任意挑选取用而已。二楼一部分做儿童室，一部分居住老人，三楼是已婚者住宅，四楼是青年和独身者的单身宿舍；共产主义社会将改变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唯独家庭将得到持久性的稳固，一夫一妻将进人永恒不变的时期，那时，将不再有离婚，不再有私通，不再有那种今天同这个拥抱，明天同那个接吻的朝三暮四的人。总之，那时的苏联社会将不会有不人道、不正义、不文明，将不会有愚昧无知、自私自利，更不会有暴力和犯罪。一切都是美好的，令人惊讶的；然而，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切都不仅仅是远景、是规划、是在书本上谈论的马托邦。赫鲁晓夫要给他的人民一个"可以享受到的社会主义"！

1960年初，一位印度政治家问赫鲁晓夫，苏联何时才可以进入这种天堂般的共产主义时，赫鲁晓夫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家魄力。赫鲁晓夫回答："我们有一切理由希望在1975年和1980年达到我们的目标。" 今天，当我们读到这种描绘和许诺时，惊讶肯定会变成嘲笑。但希望这种嘲笑是善意的、宽厚的--尽管时间已经证明赫鲁晓夫的许诺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然而他毕竟建立了希望，毕竟将被颠倒了的目的又颠倒过来。多少年来，革命为了人，已颠倒为人为了革命。人是革命的工具、螺丝钉。为了革命，人们流血、流汗、牺牲；还有无休止的斗争，无止境的奉献。革命成了目的，而人成为手段。赫鲁晓夫给超过美国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内容："要在按人均计算的奶类和肉类生产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赫鲁晓夫没有笼统地讲总产值，因为产值的上升与人民的富裕并不必然成正比。高国民产值可以用来扩军，用来建立庞大的官僚警察统治，可以为特权阶层产生更多的特权。人们曾经挖苦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并把赫鲁晓夫的这个奋斗目标作为修正主义的根据--因为他居然将世俗的牛肉与伟大的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这简直是对革命的亵渎。然而，无论是"土豆烧牛肉"还是"公社官"都是以人为目的的。这至少比那种以崇高的政治目标，来掩盖对人民现实需要进行剥夺的欺骗值得称道；更主要的是，赫鲁晓夫曾经为这些许诺有过一番艰难的奋斗。

五生产水平低下，农庄基层官僚腐败是赫鲁晓夫面对的农业现状。为了收拾这个烂摊子，赫鲁晓夫在6年内撤换了4个农业部长…… 赫鲁晓夫从斯大林手中接过的经济遗产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农业经济。斯大林时代，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对农民实行强迫的集体化，农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农业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和政治紧张情绪永久存在的根源。农民是在流放和处决的压力下，被迫参加集体农庄的。因此，农民以拒绝努力生产的方式，对这种错误的政策实行报复。这种报复简直可以说是几十年来苏联的一种灾难。斯大林仅仅是靠非经济的手段、即以警察为依靠的专制政治，才使农业方面的错误政策长期保持下去的。到1953年，苏联人口比1913年的沙俄增加了20％，可粮食总产量和牲畜存栏数却与1913年相当。那就是说，50年代的苏联人比1913年的俄国人吃到的面包和肉要少20％。这就是50年代初期的苏联农业现状。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话来说，"在农业方面，我们已经面临一个死胡同"。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动作是很大的-- 发动了一个开发荒地的巨大运动：他动员了100多万人，增加了几十万台拖拉机，在亚洲的处女地上建造巨大的"粮食工厂"，使播种面积扩大了3500万公顷；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以增加农民收入；允许并帮助发展私人畜牧业，以增加肉类产量；降低农民私人所得税，以刺激个体经济的发展；赫鲁晓夫农村经济改革的另一重大措施是将大型农业机械直接交给农民使用。以前，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归国营的机器站所有，这些机器站为集体农庄工作，并得到实物报酬，它为国家取得相当一部分农产品；同时机器站也是国家对农村进行统治的工具，它代表官僚主义集团而与农民处于敌对的地位。国营拖拉机站成了架运转不灵的官僚机器，它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并提高了农业产品的成本。因为这一系列的农业改革，西方新闻界称这个时期为’赫鲁晓夫与农民一起度过的蜜月"。然而，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并没有获得成功。数字是枯燥的，然而只有数字才能那么无情地说明问题。 1960年是苏联第6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它并没有完成计划所规定的指标；农业产量竟低于计划的25％；在1960年，集体农庄向国家提供的谷物竟比1953年还要少。粮食减产，饲料不足，到1962年，由于没有饲料而大量宰杀生猪，结果使生猪头数降到1957年的水平之下，随之而来的是猪肉供应紧张。 "1963年赫鲁晓夫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急剧提高生猪的收购价格，肉价当然当然也随之上涨。"它的连锁反应是肉类、黄油、牛奶、蔬菜菜等副食品短缺，而且价格上涨。没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能让赫鲁晓夫成为社会所指责的目标了。这真是一个至今都有现实意义的思考题--这些很有意义的改革措施，得到的竟是相反的结果？赫鲁晓夫曾经把国家对农庄的控制放松，给农庄以更大的自主权。然而，这只不过是把中央的官僚主义下放到各个农庄--下放了的自主权并没有交到生产者、即农民手里，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作为国家代理人--农庄负责人的特权。

在1958年，一些农庄的非生产开支，竟比生产开支还大；一些农庄主席的收入高出一个农民五六倍之多。集体农庄的干部已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处处维护着他们的特殊利益。官僚主义的腐败、弄虚作假也是农业改革的主要障碍。 1961年，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召开农业会议，对下级机构的某些官僚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无情地揭露：虚报成绩、虚造统计，大量屠杀小牛和奶牛来"完成"肉类生产计划，在市场上购买黄油、牛奶用来"完成"生产指标。在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一位州委会的第一书记，居然号召各区的主席和集体农庄主席向店铺购买黄油转卖给国家，借以表明完成了生产。而正是这位第一书记，竟被提升为共和国内政部长。直至赫鲁晓夫在给吉尔吉斯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对这种犯罪行为予以揭露后，这个新任内政部长才被撤职，并被开除出党。然而在赫鲁晓夫干预之前呢？党纪和法律在官僚主义的犯罪面前起过作用吗？下面是赫非鲁晓夫与吉尔吉斯第一书记拉扎科夫的对话-- 赫鲁晓夫：你们所了解的情况只限于我的公开信里所提到的吗？拉扎科夫：有些党员已经在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在那以前，你们对这件事根本不知道吗？拉扎科夫：我们知道，可是我们没有十分严厉的对待他的问题。赫鲁晓夫：可是你们又任命他当了内政部长！难道你们竟认为对于犯罪的人最好的惩罚是委派他当部长吗？赫鲁晓夫揭露官僚主义的犯罪，批评了包庇官僚主义犯罪的上级官僚主义；然而，他没法铲除官僚主义。就如他把政治恐怖的罪恶归结到斯大林个人品质的残忍一样，他把官僚主义的腐败也归结为某些领导人的堕落和犯罪；就如他谴责了斯大林、处决了贝利亚而并没有以民主和法律来取代警察对社会的统治一样，赫鲁晓夫批评和开除了上述官僚主义者，却始终没有将官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而提到改革的议程上来。他只是在处分人，撤换人，而没有从所有制方面进行改革，没有将生产资料--土地，从国家所有，还原为生产者所有。赫鲁晓夫一定是接受了国家所有即社会主义的戒律，而没有认识到农民直接占有土地，才真正体现了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原则。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既没有对所有制进行改变，也没有对官僚政治结构进行改革。他改换的只是人。他当政6年，竟撤换了4位农业部长，最后让一个农场场长来当他的最后一任农业部长。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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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赫鲁晓夫几乎将上下左右的人全得罪了--官僚阶层恨他是因为他的改革村使他们失去他们正在过的生活；人民群众不满，却因为他的改革软弱无力，而无法使他们结束正在过的生活…… 农业不是赫鲁晓夫进行改革的唯一部门。赫鲁晓夫也曾对官僚主义的、集中制的经济体制进行过改革。集中制是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它要求企业和社会无条件地服从最大限度集中的统制制度。它决定生产和产品分配，因此它实际上也决定着生产者的命运，成为社会独一无二的调节者和主宰。在这种集中制的统治下，一个人的职业、单位和报酬都由上级有关部门事先规定好了；甚至一个人小时候上哪一个幼儿团，老死后进哪一个火葬场，也都是由集中的统一计划所决定。赫鲁晓夫的措施是实行广泛的分散制，扩大企业的自治和独立。这是一个艰难而又无效的举动-- 艰难的是，最上层的中央各部委不愿意放弃对企业的控制--那将意味着失去权力和权力所带来的许多特殊利益；无效的是，下放了的企业自治权根本没有交到生产者即工人手里，工人无论是给国家干活，还是给"一长制"下的厂长卖力，都未能改变他们雇佣劳动的性质。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由于这种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劳动者与劳动成果普遍分离的原因，而根本不可能对生产产生主人翁的责任感。为了克服这个矛盾，取得了自主权的厂长、经理只能依靠强化劳动纪律、强化监督统计的手段来促进工业生产。这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公仆"对主人的控制并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因此，赫鲁晓夫的工业改革措施同样未能激发工人的创造性和劳动热情而改变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状况。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赫鲁晓夫更无建树。他把执政期间的主要精力都投入经济改革之中。他以为消除了政治恐怖之后，只要有了面包和黄油，人便可以幸福了。他一定没有认识到人类的进步和解放，除了生存需要的满足外，尚有自由、尊严、创造等精神需要要求得到满足。吃得再饱的奴隶也还是奴隶。我们很少在赫鲁晓夫的改革词汇中找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字眼；我们根本没有在赫鲁晓夫的政治许诺中找到民主权利的条款。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依靠民主和法制来改造官僚政治。这是赫鲁晓夫的局限，也是造成他的经济改革成效甚微，最后夭折的根本原因。赫鲁晓夫只是在清除官僚主义现象和限制官僚特权方面有所行动：压缩部队开支，减少军官的薪金待遇；精简臃肿的官僚机构，批评官僚主义作风、制裁官僚主义犯罪。

对赫鲁晓夫式的改革，值得一提的是，他也对党的官僚化趋势作过斗争，力图使党非政治化-- 1962年秋天，赫鲁晓夫把整个党分为两个组织：一个管工业、一个管农业。赫鲁晓夫的这一措施使苏联逐步变成一个技术专家党，并为政治官僚向技术官僚过渡做了准备，尽管都是官僚，但毕竟是一个进步。赫鲁晓夫所有的这些改革措施尽管是有意义的，却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官僚政治结构，反而得罪了整个官僚特权阶层。赫鲁晓夫精力充沛，总是不断地四处巡游，寻找他的下级的毛病。他生性活跃，总想进行新的改革，什么都想变个样。他的敌手得到地方保守的土皇帝的支持，他却受到那些苦于频繁变动的官僚们的压力，受到一心想保持常规部队地位的各军区司令的警告，因为他居然裁减军队，并让将军们去当农场场长；他竟然说"一辆坦克花钱太多。砰！砰！两声，坦克就毁了，钱和那些好样的小伙子们也全都报销了！" 这话让将军们和国防工业的领导人听了会是什么滋味？所有的这些人--党的、政府的、军队的领导们都希望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希望保持稳定和秩序，不要变动，不要轻举妄动。他们已经在动荡不安的斯大林时代生活了几十年，他们已经辛辛苦苦地革命了几十年，他们好不容易才得到今天的安稳和地位，为什么要来折腾呢？谁敢来折腾呢？想到这一点，他们要眼红的，要拼命的。赫鲁晓夫自然也感到了这些人的压力。（还是人的问题！）他愤怒过、反击过，然而这一次，这位体格粗壮，精力充沛的人，这位除掉了贝利亚又打败了马林科夫集团的最高主宰的反抗，却是那样的软弱无力。赫鲁晓夫用新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来摧毁莫斯科的中央官僚机构，并把这些机构中的官员流放到边远省份。斯大林在大清洗中几乎消灭了他所有的助手，赫鲁晓夫却将80％的经济管理人员调往外省。这些官员的家属也跟着他们到荒凉的外省去度过余生，为此，他们把赫鲁晓夫和他的改革恨得咬牙切齿。这样一来，当然不能指望这些人去加强地方的经济技术工作。赫鲁晓夫对官僚机构所作的这点唐·吉柯德式的攻击，纯粹是白费力气。所有这些被赶到外省去的官僚，只要没有在改革之年给折腾死，最后都毫无例外地回到莫斯科，官复原职。

这些措施只是加倍地激怒了整个官僚阶层，使赫鲁晓夫几乎跟所有的人都闹翻了-- 他跟党的最高领导的成员闹翻了，因为他分掉了他们的权力；他跟经济、技术大员闹翻了，因为他不断地改组机构，使他们失去了位置，失去了在首都的安逸生活。一个官员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不断地有新的工作和新的环境要他们去适应；他跟将军们闹翻了，因为地缩减了他们的部队和薪金；他跟基层官僚闹翻了，因为他老是窜来审去，去视察、去挑剔、去批评、去发火、去骂人--而斯大林从1928年起就没有视察过他的帝国。只要能躲过他的清洗和流放，官僚们便可平平安安的欺骗国家。想到这一点，斯大林时代毕竟还有值得怀念的地方。赫鲁晓夫却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们什么都能容忍，就是受不了没完没了地巡视、检查。所有的这些不满、干扰，反映在经济上是苏联社会的旧病重犯：消费品供应不足，食物短缺和持续的物价上涨，反映在政治上是赫鲁晓夫面临着失去各阶层支持的危险。官僚保守势力反对是因为他要改革；人民群众不满却因为他的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体制。他几乎将左派右派、上层下层全得罪了。赫鲁晓夫的下台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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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这是赫鲁晓夫的最后斗争--他用水泥浆覆盖了斯大林的遗体；然而，赫鲁晓夫却未能覆灭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最终从无人看管的坟墓中走出来给他和他的改革敲响了丧钟。 1961年，赫鲁晓夫已经深深地感到了自己周围的危机。作为一位坚强的政治家，他决不会不战而退，他要再一次搏击，他的武器仍然是"非斯大林化"，他想以此来遏制日益复活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势力，重新赢得他的黄金时代。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了。由会议主席团事先安排的会议议程决定，这次大会不涉及斯大林、也不提"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然而，当赫鲁晓夫于10月17日登上讲台时，他又一次以闪电般的突然袭击向全世界证明，他是一位多么善于制造伟大历史时刻的政治家--他重新提出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而且更不留情面、揭露的规模也更进了一步。不仅斯大林，他那些亲密助手也被公开点名。赫鲁晓夫发言的临时变动，在大会引起震动，几乎所有要发言的代表都赶忙改写已经准备好的发言稿，揭露斯大林及其同伙所犯下的罪行。在这次大会上，列宁格勒、莫斯科、格鲁吉业和乌克兰代表团联合提议：将装有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材搬出列宁墓，因为把它放在那里将是对列宁的亵渎、对革命的亵渎。苏共二十二大闭幕前，通过了一项待别决议： "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职权，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镇压，再将水晶棺保存在列宁墓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迷信时期的这许多行为已使得自己的棺木继续存放在列宁墓成为不可能。" 这个决议第二天就执行了。 1961年10月31日，当赫鲁晓夫宣布二十二大结束时，列宁墓已不再有斯大林的遗体。斯大林的水晶棺被运到离列宁墓不远的地方。在那儿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水晶棺放进去后，又浇灌了好几大卡车水泥浆。幕上立了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只写着"J·V·斯大林1879-1953"。搬掉斯大林水晶棺对世界的震惊不低于"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水晶棺是那个时代的明证。斯大林时代比任何时代留给人们的敬意和畏惧都多。水晶棺象一张虎皮，即使挥挥这张虎皮也可驱散狗群，使他们只敢站在远远的地方怯生生地吠叫几声。现在，人们可以放心地、公开地谈论斯大林和那个时代的罪行了。 "二十二大"结束后的几个星期之内，人们每天争相读报，因为二十二大所有的发言都公开见报了。人们为每一件新的揭露所吸引，相比之下，这次大会新通过的党纲反而显得不重要了。 "二十二大"反对个人迷信及专制统治的公开化，给文学带来了繁荣：几百人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自己在专制统治下的悲惨经历，"集中营主题"的文学创作成为文坛主流。这些都在政治上给了赫鲁晓夫支持，并给了他获得建立第二次丰功伟绩的机会。然而赫鲁晓夫没有利用这个时机。就象这一次的文学繁荣再一次证明，文学拯救不了社会一样，"二十二大"以后的事实又一次证明"非斯大林化"不能拯救改革、不能拯救赫鲁晓夫的失败命运。 "非斯大林化"仅仅是一面旗帜，它给予赫鲁晓夫的，是动员更大政治力量的可能，而不是力量本身；是挑战的机会，而不是胜利本身。赫鲁晓夫将"非斯大林化"当作唯一武器几番使用，甚至当作他的政治斗争目标，他没有以"非斯大林化"为武器，去达到"非官僚政治化"的目的。这是他的局限和致命弱点。赫鲁晓夫的最后斗争必败无疑。赫鲁晓夫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家，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赫鲁晓夫的失败，在于他没有采取足够的恐怖手段对改革的反对者进行惩处。这是西方普遍的看法，即赫鲁晓夫一个致命的失误在干他没有象斯大林那样，将反对自己政策的人彻底加以消灭。官僚主义者在赫鲁晓夫时代最多会丢官，却很少掉脑袋。这是事实。1937年，乌克兰党的政治局全体成员曾通过一项反对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政策的决议。几天后，斯大林发来了一封邀请书，请乌克兰政治局全体委员去克里姆林宫，对这项政策进行讨论。政治局接受了邀请，并一起前往莫斯科。委员们一走进克里姆林宫，就被内务部一网打尽。后来全体政治局委员被枪毙了。赫鲁晓夫没有这么做。这是时代的进步。斯大林将数百万他的真正的、和想象的敌人处以死刑，赫鲁晓夫只能把他的政敌开除出党或发配到边远省份，而勃列日涅夫却只能将赫鲁晓夫送到莫斯科郊区。然而，这些事实并不能说明赫鲁晓夫的失败在于他没有采取恐怖--用暴力反对暴力不能消除暴力，用专制反对专制不能消除专制，用官僚反对官僚不能消除官僚。这个道理甚至在2000年前就被政治家所理解。在意大利，当斯巴达克斯的起义队伍俘获了罗马贵族时，斯巴达克斯曾把两把匕首交给两位罗马将军，要他们脱光衣服为起义的奴隶表演角斗。他说："当初我们怎样，你们也要怎样。开始吧，至死为止的角斗！" 无论以道义还是以战争条律讲，这都无可厚非。然而，斯巴达克斯最得力的助手大卫却对此保持着深深的沉默。斯巴达克斯走过去问："难道让他们这样做没有道理吗？" 大卫忧虑地说："对他们有理，对我们却有害。你可以采用他们的方式去惩罚他们，可受害的却是我们自己。别忘了，我们拿起武器正是要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除这种残酷的角斗。" 赫鲁晓夫犯的正是这样的错误。也有人从赫鲁晓夫的性格中去寻找他失败的原因，说他在改革中表现得喜怒无常，反复无常，很少有精心设计和贯穿始终的改革措施。这类指责从来是保守派对革新者进行攻击的惯用手段。改革策略只能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逐渐成熟。改革就是以多变的斗争方式去冲击僵化了的社会结构、陈腐了的条文、章程以及保守的历史情性。一项改革措施，如果真达到了成熟和一成不变的正确，那离僵化已经不远了。赫鲁晓夫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在于他没有认识到，一个腐败的政权要比一个堕落的统治者有更大的危害性；他没有认识到，真正能体现一个制度的，是那千千万万个中下层官员--即金字塔式的中央集权国家最底层的那个官僚阶层，而不仅仅是实行集权统治的最高领导人。问题就在这儿。对最高统治者可能推翻、也可以批判--就象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加米涅夫，象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对最高层领导人可以撤职，可以开除--象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反党集团"。但谁也不能对几百万下层官僚进行清洗、开除和监督，赫鲁晓夫不能，斯大林也不能。但人民可以、法律可以！答案就在这儿。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个答案。他把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作为他的主要任务；他以新的官僚制--即使是进了一步的技术官僚--而不是民主政治来改造官僚政治，他的失败，是一开始便注定了的。赫鲁晓夫犯这个错误，是出于历史和阶级的限制--他始终未能与斯大林主义真正决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时曾说过："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体系的同时，却完整无缺地保留了斯大林的体系。尽管他从民族的心灵上消除了这个恶魔，但他从未消除掉自己身上的斯大林主义。" 赫鲁晓夫用水泥浆覆盖了斯大林的遗体，却未能覆灭斯大林时代所形成的官僚体制。 60年代，曾有过一些优秀的苏联公民对此表示过担忧。如今还健在的、被称为"进步领袖"的俄罗斯诗人叶甫盖尼·叶甫图申科，在"二十二大"后曾以一首轰动一时的诗《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发出过警告：
大理石不会说话，水晶棺在无言中闪光。默立的哨兵、脸色晒得红黑。当他们把他抬出列宁墓的大门，几缕青烟在棺木上环绕，一丝气息从裂缝中漏出。棺材慢慢地擦过哨兵的刺刀。他也不会说话，他也不会！ --他沉默长眠，紧紧地握着他那经过防腐的拳头。他只不过装死，实际却在里面注视着…… 他只不过是打个盹，他在筹划。 …… 诗人表示了这样的怀疑：也许在他棺材里还有一部电话，他还和各式各样的人用电话交谈？诗人发出了呼吁：我呼吁我们的政府，我请求他们，派二倍、三倍的哨兵来看守这个棺材，不要让他东山再起。除了怀疑、呼吁、还有深深的忧虑：我们已经把斯大林搬出了陵墓，但我们又怎么才能从他继承者的心里把他搬走？不幸的是，诗人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二十二大"后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斯大林一步步从无人看守的坟墓里走出来，给赫鲁晓夫敲响了丧钟，给改革也挖了一个和他在3年前得到的一样的坟坑--"到1964年，赫鲁晓夫的许多改革--不论好坏--全都废除了"。

八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家，当他告别了政治舞台，告别了人世时，谁也不能给他一个盖棺论定--连历史也只能保持着沉默…… 1964年10月1日，苏联3人宇宙飞船《上升号》在拜库诺尔宇宙中心发射前，赫鲁晓夫与3个宇航员通了电话，祝他们宇航顺利，并许诺在返航时，为他们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赫鲁晓夫通完电话，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给机组挂了一个同样的、属于最高祝福的电话。这在等级森严的苏联来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一个微妙的、不祥的暗示。 "上升号"在飞行途中，赫鲁晓夫又一次用无线电话与宇航员通了话。结束时，他说了一句奇怪的、预言性的话"我要将麦克风交给米高扬同志了。他干脆是从我手中抢走的。我想我不能制止他。" 宇航员安慰他："没有关系，尼基塔·赫鲁晓夫同志，您在地球上等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然而，当"上升号"用7天时间完成了绕地球17圈的航行返回地球时，赫鲁晓夫没有出席欢迎仪式--这次引起全世界注目的缺席，表明赫鲁晓夫已不再是苏共领导人了。赫鲁晓夫选择这么一个时刻和场合，作为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并告别政治生涯，似乎是为了证明，飞船上天而改革失败；科技发达而政治落后的苏联社会，仅仅靠经济改革是无法进步的。历史的画笔从1957年6月到1964年10月给赫鲁晓夫的统治者生涯画出了一个句号。1964年10月事件是这个圈的衔接点。这次事件表明，争夺个人权力的斗争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怎样的恶性循环。

1964年10月是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的终点。他的下台与他的上台非常相似，几乎是历史的重复。只是结局完全不一样。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头子谢列平利用主席团会议中的多数地位，与1957年一样向赫鲁晓夫发起进攻。在这次秘密召开的主席团会议上，苏斯洛夫激烈地批评赫鲁晓夫的改革，陈述他的改革给苏联社会造成的政治、经济困难。赫鲁晓夫故技重演，他用长达4个小时的发言为自己辩护，反对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同时，他又一次象1957年6月一样，提出了召开中央全会的要求。第二天，召开了中央全会，170名中央委员，居然有100名投了他的反对票。赫鲁晓夫再没有别的力量可以指望了。 10月16日，苏联塔斯社正式发表苏共中央1964年10月14日中央全会的决定-- "满足尼·谢·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要求。" 这位矿工出身的政治家退出了政治舞台。西方为他们失去了一个争强好斗、浑身是劲而又捉摸不定的对手而松了口气。共产世界的反应要复杂一些：有人为一个头号修正主义的下台而欢呼；有人为那场不彻底的改革突然断送而陷入深深的迷惘。当然，这些都是60年代的反应。历史的评价要晚得多，一直到1987年，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才表示要重新评价赫鲁晓夫！这当然也不是历史的最后发言；我们现在可以说的是-- 这是位历史巨人，因为面对着历史，他敢于正视，敢于挑战，他让人看到了历史帷幕后面的罪行，而让半个世界产生了深深的迷惘和绝望。但他毕竟使血腥镇压的政治恐怖时代在苏联结束了；他举起了理想和改革的旗帜，唤醒了半个世界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和希望；但他却辜负了这些信任，使人们再一次陷入绝望之中。

我们说他是历史巨人还因为他的许多行为都对历史的进程发生过影响；世界曾多次被他震撼过。当然，这些影响和震撼并非全是积极的。我们并不以成败来评说一个人的历史功过，成功的并不一定是伟人，失败的并非一定是罪人。如果从客观后果论，哪一个政治家不是功过各半？哪一个政治家在迫不得已的历史关头不是矛盾的、被动的？只有政客才可能在虚伪的帷幕后，扮演一个始终如一的伟人形象。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不能，赫鲁晓夫也不能！所以，我们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看到的赫鲁晓夫完全是另一种形象。 1956年，当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释放出来的政治力量，在东欧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斯大林式的官僚专制，要民主改革的浪潮在波兰激起了工人的政治热情后，赫鲁晓夫竟然调动了3个纵队的坦克部队包围了华沙城。他带领着华沙条约国司令科涅夫元帅、苏军总参谋长和十几位陆军上将、气势汹汹地赶到波兰首都华沙，干预波兰内政，干预民主化进程大有希望的波兰改革事业。这次军事讹诈是在新上任的波兰领导入哥穆尔卡的强硬抗议下才退却的。因为哥穆尔卡坚持认为工人上街游行，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哥穆尔卡说："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 同一年，在匈牙利，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他两次出兵匈牙利，并依靠苏联坦克给匈牙利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这是斯大林想做都没敢做的事…… 1948年，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并公开宣布选择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这曾激怒了斯大林，使他萌发过用武力惩罚共产世界叛逆者的念头。然而斯大林没敢采取的行动，被赫鲁晓夫开了先河，并给1968年勃列日涅夫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树立了榜样。即使在赫鲁晓夫的支持者里，也没有人敢为他1956年在匈牙利的霸权行为辩护。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家，一个矛盾的历史巨人。所以，在1971年9月11日，当这位矮胖、笨拙、却具有牛的倔劲、野兽的意志的政治家，这位半个世界的领袖，这位给半个世界带来希望、也造成混乱的改革家，这位用自己的皮鞋敲打过联合国讲台的大人物，在失去政治生命10年之后郁郁地告别人世时，谁也不能给他一个盖棺论定--连历史也只能保持着沉默，而只在他的讣告中留下与他留给斯大林的墓碑一样简单的一句话： "苏联领取特别养老金者尼·谢·赫鲁晓夫逝世。"